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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亞校歌錢穆填詞手稿，藏於台北錢穆舊居素書樓 |
香港警察蹂躪《蘋果日報》當天，二百警力踩進報社耀武揚威，社長張劍虹被捕後，以一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自勉。旺角警署門前，全世界的鎂光燈下，錢穆所作的新亞校歌歌詞，再一次在亂世中響起。
對我輩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而言，錢穆的詞，無疑鏗鏘有力、形神俱備、激勵人心；但是學生時代唱誦時，只覺離地、無感，距離錢穆寫詞時的時空，日換已星移，太遙遠。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是昇平的年代，香港急速冒起，少年人無憂無慮，縱使六四鎮壓後陰霾密布，香港的自由仍在開花，社會滿懷自信。那些年的新亞書院教育，放任而無為，還記得校慶周會，校方在邵逸夫堂舞台上，緩緩吊起一個孔子像，總惹來全場學生訕笑；一年一度的「系際混聲」，即四聲部歌唱比賽，我們會在圓形廣場唱誦新亞校歌娛己，歌詞中的艱險奮進、顛沛流離、手空空無一物，或許潛移默化，令我等學子不重物質，做什麼事都明瞭「路遙遙無止境」。不過若說到要明白當年錢穆南來，竟然選擇香港殖民地以藏器待時的苦心，相信我輩從來不求甚解，也難有共鳴。
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一九四九年南來香港，在深水埗桂林街陋室創辦新亞，家住鑽石山難民區一小樓；一代國學大師，為何不追隨國民黨到台北？周愛靈著的《花果飄零》，記新亞書院創校初期歷史，追查舊日文件，新亞書院曾接受過台灣的經濟援助，而且是直接由蔣介石本人的「個人資金」撥出款項，但最後錢穆竟然捨台灣取香港，決定在一個英國殖民地辦學，冀在香港「藏器待時」，保留中華文化血脈，很令台灣震驚。
錢穆等學者的理由很簡單，文件記載，他們認為台灣的政治環境，知識和教育自由難以堅定不移；而當時新亞書院的一些主要贊助者與基金會，亦認為香港「中立之地」形象尤為重要，同時是自由世界和共產中國的橋頭堡，既能靠近中國又能避開政治干預。
告別故土、結果沒有歸期的，何止儒者教士，南來難民，還有遭掠奪家產的資本家、饑腸轆轆的農民，英殖下的法治與自由，碰上逃難南遁的人才與資金，合奏了香港的黃金時代。
如今香港法治蒙塵、自由枷鎖處處、人才資金流散。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錢穆形容過無數次的「慘淡經營」，如何在夾縫中追尋理想的微光，如今我輩終於有真切的共鳴，風雨如晦的時代降臨，一切回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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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錢穆舊居書房 |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專欄〈無名字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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