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18, 2018

布拉格之冬

 
[布拉格 Charles Bridge,只宜清早與黃昏到訪]
中歐的初冬,溫度跌破冰點,布拉格舊城區如火熱燙,中午時份,遊人擠滿迂迴窄巷、查理大橋上川流不息。噢,還未到聖誕旅遊旺季,更不能想像夏季藍天開闊時這裏是什麼模樣。

誰會不愛布拉格?說布拉格是歐洲最浪漫的首都城市,不過譽,也絕非誇獎。莫爾道河河畔蹓躂,兩岸建築就是每個人想像中的中世紀歐洲小城,光陰流淌,波希米亞風情包裹在時間錦囊,數百年過後,仍然盛放。

看看鄰國波蘭,首都華沙沒什麼吸引力,絕大部分舊建築都是戰後仿古重建。二戰時,波蘭人奮力頑抗,數百萬人犧牲,首都華沙被轟成廢墟。

布拉格安然渡過二戰,因為捷克人不戰而敗。

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英法向納粹德國低頭,以綏靖換取所謂的和平,承認納粹德國把捷克邊境的德國人聚居地納入國土,當年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在慕尼黑簽完協議回國後,還自吹自擂說他從德國帶來「和平的榮耀」。

捷克斯洛伐克人稱之為「慕尼黑背叛」,沒機會吭一聲,小國的命運就被外國人在談判桌上決定,捷克斯洛伐克傾全國之力建造的防禦工事,全數落入希特拉手中,無險可守。

半年後,納粹德國吞併整個捷克,捷克人仍然沒有反抗意志。

希特拉很聰明,他聲稱要保護資本主義捷克免受東方的蘇維埃共產政權威脅;同時營造恐懼猶太人的妒恨心態,製造敵人以同仇敵愾,再大加工資,令人們感覺生活美好,對希特拉的野心視而不見。

再過不久,希特拉穩住陣腳,露出極權真面目,開始誅殺異己,捷克人想反抗,已經太遲。

這天,看查理大橋兩岸沒受炮火蹂躪的風景、莫爾道河上悠然的天鵝,就想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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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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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

Monday, December 10, 2018

檔案與遺忘


(Picture Hoover Institute)
 「人與權力的鬥爭正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重讀米蘭昆德拉《笑忘書》的名句時,法律改革委員會終於完成檔案法與資訊自由法的研究。

香港號稱國際都會,政府行政步向現代文明的改革,卻是龜速遲緩;單是檔案法,法改會小組研究足足五年多,得出的諮詢文件,不痛不癢,不建議具體立法方向,消耗五年多時間,只能交出十二堆問題,叫人繼續討論,可見將來,大可再拖十年八載。

政府檔案正是歷史一部分,今天的政府文件,沒有法例明文規限什麼要存檔、如何保存、誰有權開立檔案、檔案消失的話誰來負責;也沒有《資訊自由法》規定政府官員依法公開資料。

政府檔案不只是故紙一堆,若檔案處理得宜,資訊公開透明,主事官員的一言一行一決策,假以時日將被公開,由歷史裁斷;掌權者為顧清譽顏面,也許盜亦有道,避免遭歷史訕笑。

這時勢香港,事件發生太快太密集,人們記憶短暫;掌權者操控未來的手法,就是控制過去。正如昆德拉所言,當一切遺忘,生命就只剩下「看、聽、吃、喝、拉、撒、跳入水中和仰望蒼穹、笑和哭。」

套進今日香港,當人們遺忘紅線正取代法律,當人們不在意由立法會議員到村代表參選人要DQDQ,當人們又不察覺隨便驅趕民選議員的立法會主席原來是零票當選的特權階級等種種,生命剩下什麼?大概就是上上淘寶、追追神劇、坐坐高鐵,然後生活就美滿豐盛。

《笑忘書》裏有一句:「一件歷史事件,很快被人忘卻,却會在明日黃花之後顯得更離奇。」當一切遺忘,掌權者自然可以順遂地重新創作歷史。

檔案法不是萬應靈丹,但最少是抗拒遺忘的重要板塊。喚醒記憶,不願麻木,保持警醒,拒絕忘記,正是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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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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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4, 2018

你失去了希望



的士上,司機後鏡盯着我:「我認得你個樣你把聲,我好多年來一直有留意你。」

吓?公仔箱拋頭露面已是好多年前的事,我隨口:咁都畀你點相,出街真係要小心行路。

司機繼續:「你同好多香港人一樣,心裏面已經失去咗希望。」哇,你係我心裏面條蟲?

「我同好多乘客傾偈,個個都一樣,大陸人都係,失去希望。」我一直相信的士司機係最貼地的時事評論員。

「大陸人都話,社會唔公平。」吹水唔抹嘴,你點知人哋一程車會同你講真心話?

「我喺大陸做咗二、三十年生意,好了解佢哋,識得套大陸人講心底話。」「大家都覺得冇希望改變,死心。」多少英雄豪傑,大隱隱於市,每一雙軚盤上的手,都有鮮為人知的往事。

「做廠,啲貨壓到價錢好低,你若非財雄勢大,或者有特別關係,根本無得做,番來楂的士。」「我從來唔做食品,啲人乜都夠膽死,總有一個環節出事。」還說了一些,就不便寫了。

改革開放四十年,各大媒體鋪天蓋地訪問達官貴人談豐功偉績,很好,但為何不騰出一點篇幅,請一些小人物回憶一下改革得失?為何不去訪問一下那些鎩羽而歸的人們?

「守規矩的人冇得做,講原則的人冇得做,香港人而家冇位企。」

「如果佢冧咗,一定會攬炒,都係死,一樣無希望。」

談了十分鐘,畀錢,落車,的士絕塵而去,雁過不留痕。

還是那一句:有些事,做了不一定有希望,但不做肯定無希望;有時做事不是為了追求成果而做,而是因為堅守原則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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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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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3, 2018

也來一次 Margaret Test



什麼 Margaret Test?作家馮晞乾最近寫過一篇文章,談到年輕一代普遍不知吳靄儀是誰,引伸至世代間認知的鴻溝。

於是,我在班上做了一次「Margaret Test」,給大學一年班同學們一幅吳靄儀照片,請他們填上名字。

結果,試卷上,全班   64 人當中,大部分人毫無頭緒,留白不作答,只有   10 人嘗試回答,當中部分人把「靄」字寫錯了,只有   人全然答對。

OK,誰是吳靄儀?本人學生時代讀《明報》,常見總編輯吳靄儀的署名評論(是的,我細細個就睇吳靄儀),她後來當過二十年立法會議員,最近又出書,她在網絡世界也是一枝健筆,在我輩友儕當中是一個熟悉的名字。

首先嚴正聲明,記下此事不是要說什麼「一蟹不如一蟹」,而是想談獲取資訊的生態劇變,一蟹不同一蟹。

年輕學生不識吳靄儀,其實沒甚稀奇;正如學生若叫我指出韓星誰是誰、時興什麼網絡遊戲,我也會呆住,然後已經唔知講乜嘢好。

想想往日,大概二十多多年前,互聯網未普及,智能手機未出現前,大部分香港人都看相同的電視節目,電視機只有無線與亞視,報紙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份、訊息來源相近,大家認識的世界差不太遠。今天,主流媒體滲透率大減,一部手機就是一個世界,每次點擊就是一個新天地。

社交媒體中,單是臉書與   Instagram 已是不可思議的平衡時空,一個彷彿人人熱衷政治,意見兩極,罵得你死我活;另一個有如人間樂土,只見吃喝玩樂,嘻嘻哈哈。平日接觸資訊,則分眾再分眾;愛體育運動的、愛追劇的、新聞癡、網遊狂迷,各自活在自己的角落,懶理其他世事。

資訊割裂的鴻溝,從未見如此斷層。不同世代的人,同處一個時空,相遇而不相知,我們擦身而過,卻可能從沒有交疊。在網絡的迷宮中,不識   Margaret 有幾奇。

但是,Margaret Test 提醒我們,不管你認識不認識   Margaret,都應該知道資訊世界迷宮中,同路人不應滿足於各自身處的小島,沉醉於自己友的迴聲,在碎片化的小圈子裏自娛自足,甚或繼續自我分化、互相攻訐。

若每個人潛藏網絡一方,在各自的斷層中以為自己掙脫鎖鏈,得享虛擬的自由;有權位者會偷笑,他們得到的,將是眼前真實的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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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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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7, 2018

援助之困惑:子女成群,如何扶貧?




探訪坦桑尼亞農村婦女,總要問問她們基本資料,有幾多子女,之類。

答案:八個、十個、九個,最少也有五個孩子。

嘿,生那麼多孩子,豈不是多多援助也不夠?

抱着這個問題到處了解。一位樂施會當地的大姐大說:「很多婦女不會避孕,因為一避孕,有些丈夫會說:你為什麼避孕,你是妓女嗎?」文化如此,不易一時三刻改變。

大姐大又說,農村家庭也有實際需要多生孩子:「生孩子就是他們的social security (社會保障)。」

我們城市人,雖然沒有全民退保,但大部分人有強積金、老人金,積蓄用盡還有綜援,不算很多,但餓人唔死;香港人生育率幾乎全世界最低,早已忘了早兩代人還是子女滿堂養兒防老。不過在非洲偏遠的窮鄉僻壤,養兒防老仍然是僅有的「社會保障」,坦桑尼亞婦女生育率是每位婦女生5.02小孩,略為高於非洲平均。


再問清楚他們子女在哪裏?雖然很多農村婦女生了八、九個孩子,但總有孩子夭折了,有些是女孩,會嫁出去,剩下三兩個男丁,也未必個個生性,也未必在身邊;不想孤獨終老無依無靠,看來生五六七八個孩子,未必太多。


生咁多,夠食嗎、夠住嗎?坦桑尼亞西部一帶,地不缺,倒是因為旱季長、水利設施不足,耕地不容易開墾,故更多勞動力或許有利發展。

至於糧食問題更不是問題,這裏盛產木薯與香蕉,木薯粗生,又可以長期貯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亦早已有力論述,近代饑荒的成因並非糧食短缺,而是政治體制失效、訊息不能自由流通、新聞自由受壓等等原因,令食物運輸及分配長期出現阻滯才導致饑荒。

此外,交通基建的配套增加、水利設施之完善,縱使糧食沒增加,也會令饑餓減少,因為消耗能量較少了 (Banerjee & Duflo, Poor Economics, p.70)。試想想,若村落裏有一口井,或有公用水龍頭,婦女不須隔天步行一兩小時去河谷打水;若村落附近有學校,兒童不須每天來回步行兩三小時上課下課,自然可以為身體省卻能源,吃少一點仍然龍馬精神,而且可以騰出時間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Poor Economics 一書,也談了不少相對富裕的城市人對窮鄉僻壤的誤解,如覺得鄉下人懶惰、蠢,有好嘢都唔識用。

好像食水衛生,鄉郊地區食水容易受污染,人喝了出現痢疾,尤其影響兒童發育,預防方法很簡單,加清水丸或加氯就可以;但以贊比亞為例 (Poor Economics, p.46-48) 98%人知道有清水丸可解決問題,但只有一成人使用。清水丸在當地商店有賣,很容易買到,價錢很便宜,只是一般家庭每月花在食油上六分之一的錢。本小利大,為何不用呢,於是自有人得出他們「太懶」的結論。

Poor Economics 一書叫大家嘗試體會窮人的處境,城市人如我們,其實是一群受保護動物,很多事情不用我們費心力,已有人代勞。例如食水,我們扭開水龍頭,湧出來的水基本上可以直接飲用,乾淨衛生,不須傷神再清理。現代城市人享受的這種「家長式照顧」,已經植入了我們生活每一部分。試想想,如果你要隔一兩天就要花一兩小時去打水,回來後還要緊記落清水丸潔淨食水,你會否一定記得去做?用完會否記得去買?會否覺得食水一向相安無事而嫌麻煩?又試想想,每天要花時間為用水張羅,我們的人生會浪費了多少青春,這些時間用在別處,其實是人生寶貴的資產。

建設水利工程,不只是提供食水,更能保障健康;不用長時間步行取水,省下村民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增加生命的可能性。



樂施會於坦桑尼亞西部村落的水利工程
樂施會在坦桑尼亞的大姐大說,他們擅長的正是水利工程。那麼,有沒有做減少生孩子等「家庭計劃」工作?

大姐大說,在部落社會,婦女對生育往往沒有選擇權,她們想避孕也未必能過丈夫一關,歸根究柢,是父權社會的文化傳統。樂施會在坦桑尼亞很多發展項目皆針對婦女 (見前文:見花不是花,不只是扶貧的扶貧 )、讓她們有點經濟實力、鼓勵她們自己爭取權益;世界各地的經驗證明,婦女「充權」後,例如學業時間較長,掌握較多經濟工具,生育孩子就自然較少。

移風易俗,沒有一蹴而就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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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行之八)

筆者此行以樂施之友身份自費到坦桑尼亞。1110日,本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攝影師高仲明與本人將有一場分享會,歡迎各位報名參與,報名表格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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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荒原一碌柱

Tuesday, November 6, 2018

念陳明銶教授


[製圖:立場新聞]
我不是陳明銶教授的弟子,他是歷史學家,我是記者,卻有緣在史丹福大學校園相見,還成為了他的司機。

十多年前有幸在史丹福大學遊學,穿梭不同教室,聆聽來自五湖四海的學者演講,席間碰到東亞研究中心的陳明銶教授,遂上前自我介紹;他二話不說,帶我到胡佛研究所的咖啡室,一談就是半個下午。當然,大部分時間是他滔滔不絕,我一般只能在他飲一口咖啡的空檔插插嘴。

他身在彼邦,一直心繫香港。史丹福大學雖然有不少香港留學生,但有興趣人文、歷史、政治的,畢竟是少數;我們有談不盡的共同話題:香港。

教授在   Palo Alto 與年邁的母親相依為命,生活樸素,住在加州竟然不駕車;於是,以後每一兩周定期見面飲茶後,總會順道一起去超級市場入貨。他是格價專家,擅長用最便宜的價錢買他口中「骨子」的食品。

陳明銶八十年代回來香港,在港大歷史系任教,九七後他重返史丹福大學。他是「舊時代」的人,不懂打中文字,要找學生代勞;也不用智能電話,不用社交媒體,勉強發電郵,大字小字混雜,看得出是東拼西湊吃力地貼在一起,談的事都跟學術會議和記錄歷史有關。

他可能是世上唯一還會打長途電話找我的人,我要懺悔,有時我很怕接到他電話,因為他長氣,一開口,寶貴的半小時就轟轟烈烈地燒掉。

教授體態上重下輕,走路有點蹣跚,狀態不好時,走一段小路要停下休息,我常不自覺靠在他身傍,怕他跌倒時可以扶一把。然而,每次演講,他走到講台上,可以立刻變得聲如洪鐘,眼神凌厲,罵人時可以咬牙切齒、說笑時有如老頑童,講道理時抑揚頓挫節奏鏗鏘。每次聽他談香港史、華南史、香港身份的形成、美國政局分析,都覺得獲益良多。

數次聽他演講,他從自己家世談起,看似離題萬丈,旋即話鋒一轉,連結到民初歷史、嶺南文化、香港人身份,以至   Chinese diaspora,故事生動鮮明、概念統攝精準;每個人的生命,就是大歷史的一部分,他沒有一般學者的生硬離地,也不拘泥於拋書包以高深理論與晦澀難明的詞句嚇人。我當記者時,每次遇到他回香港,總找機會做訪問,他見識廣博,觀點清晰、表達生動,有例子、有故事、而且一針見血。

在史丹福大學的一年,曾因為要當陳教授的司機,載他去參加活動,而錯過了與美國同學的聚會;有位率直的美國同學很不客氣地問我:你來美國不是為了和我們這群同學一起,多互相認識嗎?為何常和香港人混在一起?

我無言,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那大概是,難得遇上一位善良、真誠、體貼、學識淵博的老人家,這已經成為我加州生活的一部分。

陳明銶教授一直關心香港,雖然遠在地球另一方,香港新聞與政壇動態他瞭如指掌;一年多次回港,都有延綿不絕的學術會議與朋友飯局。

教授也是孝順仔,他一直與母親同住加州,九十多歲的母親看來還精神,但近年因為不方便上落樓梯,搬到了老人院。教授每天探望,用一兩小時陪阿媽吃飯,風雨不改;他說過,由於要照料母親,每次回香港,都不敢逗留太長時間。

最後一次見陳明銶教授,是去年秋天,在加州。

深秋微涼,一場餞別晚宴,告別時,餐廳門外,天下着毛毛雨,看得出教授累了。他也說,這幾天的學術活動太傷神,以後應該不會再辦了。豈料真的成為絕唱。

去年十一月的加州,陳明銶教授一手策劃了「香港特區成立廿周年」加州學府巡迴研討會,我有幸參與。

這個研討會非同小可,和我同行的一位學者說,他向本地學校申請機票補助時,行政人員很奇怪,有這樣的研討會嗎?

憑教授之江湖地位,連續三天,先後在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的柏克萊分校及洛杉磯分校各一場。學術會議也有「巡迴演出」,而且連續在三家著名學府上演,聞所未聞,只有   Ming Chan 想得出,又做得到。

陳明銶以   Ming Chan 名號行走江湖,左中右都有朋友,去年是回歸二十年,出師有名,請來曾鈺成、戴耀廷、程翔與當時的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王後來臨場缺席,只發表錄影演講)及一眾學者遠赴加州。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完成不久,談香港傳媒的「結構性審查」,難得有機會回到加州走一趟,在知名學府上宣講,當然欣然赴會

在史丹福大學和其他大學,沒有所謂退休年齡,Ming Chan 也從來不求名份,掛着研究員的名銜,他亦不需要如今天眾多學者一樣,要以成功申請巨款資助、舉辦學術會議或撰寫論文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去爭取終身聘用。

Ming Chan 無須玩學術遊戲,一直以來費盡心力,只為把香港研究帶回到國際視野,也是為了提攜後輩,讓他們有更多發表機會。

那一夜,加州告別前,他又遞來兩本厚重的彩色粉紙印刷舊旅遊書,一本是馬爾他、一本巴塞隆那。他以前常坐郵輪周遊列國,近年為照顧母親,甚少出外,家裏藏書一直找人要送。他知道我無心學術,喜歡旅行,於是每次我到訪加州,他總會藉機清理他的小儲物室,找些舊版彩色精裝圖書送我。

說實話,要旅行的話,上網資料既新又齊備,沒有人看這種「骨子」的旅遊書了;每次拿在手,我不好意思拒絕,結果都要揹着教授的心意回到香港。家中每次清理書架,這些都是我很想扔掉的書,每次思前想後不忍心,又放回原處。

書架上的舊書,都不是書,是回憶;從今以後,這批書,再沒有丟棄的理由。

最近閃念一過,好像很久沒有教授的消息。電郵傳來,他在三藩市機場心臟病發離世。

那天,他正在候機室,等候回到香港的航班。

*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合併加長版)



      







Saturday, November 3, 2018

見花不是花,不只是扶貧的扶貧


[坦桑尼亞 Hanang 地區的婦女,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這位女士,五十歲,臉龐皺紋上的刺青已經褪色,兩邊耳珠各有一個手指穿得過的大洞。她屬 barabaig 族,坦桑尼亞一個半遊牧民族。我和她握手時,感覺到無法修飾的粗糙手掌,雕鑿着長年艱苦勞動的印記。

[受惠於坦桑尼亞樂施會母牛計劃的 Barabaig 族婦女,筆者攝]
國際救援組織除了倡議,落地的工作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天災人禍救急扶危或難民湧現流離失所,食物食水健康衛生等基本需要;另一種,就是在貧困地區的發展項目。

樂施會在坦桑尼亞有很多發展項目:教村民種太陽花賣葵花子油、教村民養蜂收集蜂蜜,送小母牛予弱勢女性飼養。不過這裏的援助項目,見花不只是花、見牛不只是牛。

[在坦桑尼亞,婦女擁有一頭牛,有另一重意義。筆者攝]

[坦桑尼亞的部落傳統,只有男性才能擁有牛。筆者攝]
這些半遊牧部落有一個傳統:男孩長出第一顆牙的時候,族長就會送他一頭牛,牛仔與男孩一同成長,女孩什麼都沒有。男尊女卑,從小習以為常。遊牧民族的世界,牛是財富象徵,你擁有愈多牛,代表愈有錢,亦有社會地位,而且從來只有男性才能擁有牛。

養一隻小母牛,除了每天有牛奶飲,也可以出售牛奶幫補家計,母牛會生牛仔,有機會累積財富,可以想像未來,改善生活。更重要是有錢就有話事權,這是自古以來顛撲不滅的真理。在坦桑尼亞父權社會中,婦女擁有一頭牛,直接打破傳統的慣性,打破權力的枷鎖。婦女掌握生產資源,係「聲都大啲」之開始。

[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很多研究都發現,婦女較丈夫更着緊子女健康與福祉,錢由婦女決定如何用,家庭會幸福一點。

真的嗎?閑談時問她們丈夫在哪裏,有人說,丈夫有幾頭家,通常不在;有人說,丈夫去了放牧,很少回家。有的婦女還說,有什麼事,男人通常第一個跑掉,或第一個妥協。嗯,反正我信了。

志願組織重視婦女項目,因為錢容易用得其所。有時貧窮仍源於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即是說,不要以為夫婦之間真的有福同享有錢齊用。一個研究   (見 BanerJee & Duflo,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p.125-127),家庭中的男性有餘錢時,較多錢用於煙酒及個人奢侈品如衣服;女性有餘錢的話,都會放肆一下購物,但同時會多花錢於食物與家庭使費。世界各國不同研究得出結論,都建議若金錢援助於到婦女手上,更有可能令兒童受惠。

樂施會還會把同一計劃的婦女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可以夾錢做小額借貸,鼓勵互相幫忙,關注社區權益;有一個組織後,以群體的名義較容易向政府爭取土地耕種,也較易貸款發展業務。當婦女「充權」,懂得為自己權益發聲,有機會參與更多經濟活動,生育率會降低,嬰兒存活率會提高。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講的。(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195)

[樂施會的太陽花計劃,當地一村落收成了百多袋葵花籽。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搗碎太陽花,收集葵花籽。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葵花籽收集好,將要搾油。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如太陽花項目,樂施會幫村裡較弱勢的婦女及青年,申請一塊政府空地耕種,樂施會提供種子同收割器械。這一季他們收成了153大袋葵花籽,婦女自己商討決定,要租貨倉貯存,等價錢好才賣出;又準備遲些會買機器,擴充營業,自己搾油,能賣更好價錢,現時合作社戶口有一百二十萬坦桑尼亞先令,即大約五六百元美金。

一位女士 Maria 話,以前她什麼都沒有,現在合作社有一百萬先令,她有份決定如何用,感覺自己擁有一點有價值的東西,有歸屬感。

婦女可以擁有牛,可以擁有財產,自己決定如何用,這些現代社會平常事,在這些部落,屬前所未有。

有辦法動員婦女為自己的生活籌謀,等同社區裏有一半人積極起來,而且家庭崗位中的婦女與兒童先受惠,錢才算是用到關節點上。

[後面大樹掛着坦桑尼亞傳統的養蜂箱,樂施會提供現代蜂箱、訓練及保護裝備,教當地婦女養蜂。筆者攝]
見牛不是牛、見花不是花、見蜂不是蜂,這些都只是動員婦女積極性的切入點。當地樂施會人員一路推動,讓附近村落與地方官看到,知道類似計劃對自己有好處,對地區經濟有好處,自然會仿效,調動自己的資源與積極性,把計劃發揚光大。

是故這些項目,也不只是一個項目,這是一個示範,一顆種子,一顆改變觀念,喚醒人心的種子。

[太陽花種子。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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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此行以樂施之友身份自費到坦桑尼亞。11月10日下午三時至五時,攝影師高仲明與本人將有一場分享會,歡迎各位報名參與,報名表格在此



(坦桑尼亞行之七。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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