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26, 2021

《爸爸可否不要老》是一齣驚慄片


還記得多年前一個驚慄場面,夜闌人靜,我獨個兒在家中,桌面只亮起一盞燈;電話猛然響起,是外母大人,她要找女兒,不斷在話筒中呼喊女兒名字。

幼女的名字看來是她唯一記得的名字,我家電話也是她唯一未忘記的號碼,她隔天就打電話來找女兒。

只是,那幾天,她女兒一直伴在她身邊,沒有離開一步。

《爸爸可否不要老》就是這樣一齣驚慄片,絕大部分場景只發生在一個尋常不過的住宅中,但認知障礙症病人的世界,抓不住時間、留不住記憶、忘掉了親人、忘掉自己、最後忘掉了樹葉、忘了風、忘了雨,陷入深淵,回到嬰孩心智,無力挽。

男主角 Anthony Hopkins 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實至名歸,電影撼動人心之處,更在導演的表達方式,有新意卻不造作,處處懸疑卻非故弄玄虛。【本段以下幾句含劇透,雖然很多文章都寫過,為免有損觀影興致,可以跳過】導演透過老人的主觀認知,重現腦退化後的世界,故事剪接得時空錯亂、人物混雜、場景重複、真假難分、現實與記憶重叠,帶領觀眾進入認知障礙病人的世界,令觀眾不斷問究竟誰是誰,事情的先後次序,而你也許永遠搞不清,你才會明白,病患者的固執、失落、惱怒、妄想受針對,自有原因。

《爸爸可否不要老》似乎是我看過最恐怖的恐怖片,驚慄是照顧者進退兩難,情緒崩緊;更驚慄是認知衰退侵襲,腦袋退化失控的無依無力。平常驚慄片,你知道劇情細節是編劇導演營造的,故事總帶點虛構,而且永遠不會發生在你身上。《爸爸可否不要老》之驚慄,在你明知道一切都是真的,當腦袋要告別,你不能逃避,無法逆轉,可能發生在你的至愛至親身上,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未來。

縱使陽光明媚,卻是悲涼窒息。電影最後總要有半點正面訊息,除了喚醒人關注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處境,我們也要叫自己明白,好日子不會長,那就珍惜片刻的陽光,看看一草一木,聽聽風、沾沾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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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il 24, 2021

7.21 第一個被定罪的人


是的,元朗   7.21 白衣人襲擊的連串事件中,第一個被定罪的人,是記者。

是誰在襲擊?誰提供車輛運載武器與疑人?整整一年,警察不查,或   hea 查,結果要記者去查究真相,《鏗鏘集》編導蔡玉玲成為事件中第一個被定罪的人。

罪名叫「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即是車牌查冊填表時,剔了一個警察認為錯的格。

兩罪共罰款六千,你以為小事嗎,警察勞師動眾上門拘捕,做一場大龍鳯。

《鏗鏘集》團隊有關   7.21 報道,不畏強權、無私無畏、忠於事實,是調查報道的典範,權貴無力反擊,只懂出動法律武器,找個理由,對付提問題、講真話的人。

7.21誰主真相〉一集,橫掃多個新聞獎項,但香港電台要退出,不肯領獎,還說節目版權屬於港台,看來不想任何人領獎。

恐懼得獎,害怕獲得肯定,天下奇聞。

香港電台說節目版權是我的,但當僱員被控,你又推搪與我無關,拒絕負責律師費。

用完即棄,誓要明哲保身,官場正道。

那位裁判官,你能有什麼奢望。她表明定罪時「良好動機」並非重要,她不談新聞自由,不理會事涉重大公眾利益,更不會關心律政司選擇性檢控,簡單而言「犯法就是犯法」。法匠糾纏於表格中的選項「其他包括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不包括採訪,了解誰在運送疑犯也不屬運輸事宜,更把限制收窄至查冊資料只能作與個人有關之用途。

判決書最粗疏之處在要說明蔡玉玲「明知」而作虛假陳述,法官要在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有主觀犯罪意圖,這是普通法根本原則。對辯方所舉的案例,裁判官一句「背景完全不同」置之不理,沒一句解釋;轉而重複說明蔡玉玲用該等資料去做採訪,而非用作「交通及運輸事宜」,就屬「明知」。法官循環論證,不理會蔡玉玲一方多番說明查究運送武器疑犯也屬交通運輸事宜,也不理會查冊乃行之已久的調查報道一貫手法,控方根本難以無疑點下確證「明知」。

《鏗鏘集》團隊成員曾撰文記述前年   7.21 後,想起要蒐集街道上的閉路電視找出事實,於是幾個儍儍的記者匆忙跑到元朗乞求商戶提供錄影,過程中念茲在茲要趕在警察之前,因為據以往經驗如林子健案,若警察出動找錄影後,商戶都會噤聲,難再找到新證據。

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太天真。7.21 事件,警察沒有你們想像般專業,不用急,冇人同你爭,警察唔想知呀,傻瓜。

定罪後,蔡玉玲落淚。她的淚,不為自己而流,她為香港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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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專欄〈無名字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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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的誕生

Friday, April 23, 2021

害怕悲劇重演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你在做甚麼?」

請停下來,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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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愈快樂愈墮落》片尾的對白,電影一九九八年上映,主演的陳錦鴻與曾志偉駕車奔馳在開幕不久的青馬大橋上,駛向機場,曾志偉忽然問了這問題: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你在做甚麼?」

我記得。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雖然年紀小,但知道當天有大事發生。我記得,我盯着晚間電視新聞,市民排長龍,政府派發一本小冊子,那東西看來很重要,叫《中英聯合聲明》草簽文本。

我記得,片段中,有人很認真在翻動那好像叫命運的薄薄幾頁紙。

電影最後對白,曾志偉說,他也忘了當天做過甚麼,但「很奇怪,忽然遺失了一些東西,又忽然間多了好多東西,好像一覺醒來,有賊進入你家,偷去你所有東西,又留下一堆沒有用的事物……」

然後片尾曲響起,黃耀明唱的《暗湧》,林夕的詞:「害怕悲劇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麗的東西我越不可碰/歷史在重演/這麼煩囂城中……」

最後幾個鏡頭,藍調的青馬大橋,一路前行,天空很深,密雲透出陽光,大橋空蕩蕩。那時日,橋已通車但機場未開,大路無車,空靈孤寂,詭異、不安。

英國人離開,留下基建,還有法治、自由。如何走下去,大家睇路。

努力興建,盡情破壞;廿多年後,我們終於走到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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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感謝明哥重貼這段MV,提醒大家有這樣的一幕。電影對白實際講的是九月十六日,不是二十六日,但我從來沒懷疑過他講的是九月二十六日。猜想是編劇故意寫歪,為免政治敏感。)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本文略有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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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告別 路上相見

Thursday, April 15, 2021

不須告別 路上相見

《浪跡天地》劇照

有位朋友,正惆悵是否要移民,話鋒一轉說:你一定要看《浪天地》。我問:有關嗎?他肯定地說:有。

《浪天地》講美國西部的「旅行車遊牧民族」,他們自稱只是無房一族   houseless不是無家   homeless,旅行車就是他們的家,四處旅行、打散工。他們多是年長女性,被城市遺棄,選擇了終日漂泊的生活。女主角與丈夫所工作的小鎮,本來是石膏廠重鎮,金融海嘯後關閉陷落,毀滅得連郵政編號都取消掉。

那是一個告別的故事,告別你生活一輩子的地方,女主角喪夫,更要告別那充滿回憶的寶地荒涼落泊,所有你熟悉的事物蒙塵,你只能捨割。

導演趙婷要問的問題是:當失去一切後,人們如何重新定義自己?

這些遊牧民族在荒漠上的營地相遇,他們從來不會告別,離開時只會說聲「路上相見」(See you down the road)。天地很大,但世界很小,某年某月,他們總會在路上某處重逢;星夜下,溝火旁,交換幾個故事,又是離別時。

而每次離別,他們也不會說:我們一起走吧。不,浪天地,只能孤身一人;他們每一位,臉龐上都是滄桑坑紋,背上的包袱旁人不輕易看到;每人有一個故事,但不一定向你傾訴。

他們說走就走,每個人瀟灑上路,但不能忘懷過去日子,那些逝去的時光、永遠別離的人,是心靈羈絆,也是堅持的理由。天地無垠,卻不能放下,因為,只要有人牢記,那些你畢生鍾愛的人與事,才能活下去。

片尾最後一句:給那些不能不離開的人,我們路上相見。

不說再見,沒有約定,但我們定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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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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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12, 2021

風暴之後,未完的戰場


《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新出版,這本書,要讀。

四十二位新聞工作者各自撰寫,由香港記者協會約稿編輯,《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一書與其他反修例運動的記錄不同,全書由記者視角出發,帶領香港人體驗現場衝突、挖掘採訪秘辛、反思新聞倫理。

《採訪戰場》一書首先提醒大家一件事,究竟整場颶風從何而起?今天意氣風發的林鄭月娥似在慶幸有這場大衝突才有國安法才有機會閹割選舉之時,麥燕庭的第一篇文章就綜合了各方消息,重塑引渡條例「屎橋」源起,當中一位大家熟悉的政治人物乃重要推手,為免污染本欄文字及誘惑大家去買書,姑隱其名。開篇一章節講反修例的前世今生,叫人不要忘記,當時商界也反對立法、中央也非鐵板一塊,引渡陳同佳另有方法,是林鄭月娥為表忠貞,不顧一切堅持去馬。

匿名記者在書中揭露媒體審查伎倆,好些媒體編輯早已明言,「不能大做黃色經濟圈」、不能在標題中提及「和理非」、避免報道黃之鋒的「眾志」、不能批評中共,警方講法不求證就照單全收,報道「黃營」要「藍營」平衡,報道「藍營」活動卻不需要另找平衡等等。記者面對種種壓力,也有團結一致的時候,採訪警方記者會有一通訊群組名為「問Q腦震盪」,記者分享資料與問題,務求善用問答機會,協調跟進問題,踢爆警察語言偽術。鄭思思則憶述7.21元朗襲擊後,她與《鏗鏘集》其他編導一同衝入元朗找閉路電視搜集白衣人集結證據,心裡焦急,「要快,快過警察」,結果這完全是過慮了……(實在諷刺,記者做埋警察的一份,結果還要被告上法庭;《鏗鏘集》做得太好,結果被清算,我要再問一次香港電台高層,你知唔知自己做緊乜嘢?)

《採訪戰場》也記錄記者思考的結晶,《蘋果》總新聞主任李家聰記述直播爭議,如何第一時間傳真,又避免被指「篤灰」;《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罕有接受訪問,詳述直播潮流源起,談抽離報道與主觀評論的界線;初出茅蘆的記者憶身處「戰場」的震撼與不足;譚蕙芸則記「自由身記者」的難處,談新時代下的紀錄者使命:

「記者這份工作,必須回應時代。時代向前了,科技普及化了,世道紛亂了,在傳統傳媒容易被操控的大環境下,在僱傭結構走向外判主導的大趨勢中,自由身記者未來將會承擔更多的採訪責任。然而自由之可貴,在於有節制,自由才有其價值。」

《採訪戰場》終章,別有心思,有一位內地記者執筆,記抗爭者中受忽略的內地人身影,他們有人因此陷獄、有人不能再回家、有人已流亡,還有人在內地堅持。他們的故事,淹沒於盛世浮華、埋葬在官方成熟的輿論引導中。強大國家機器之下,他們虛弱無聲,但有人仍然提筆疾書。

常有人問,香港記者還能做什麼?傳媒行業前景如何堅持下去?看內地同業,生態更惡劣、環境更敵意、孤身作戰,仍留一口氣。處身香港,自由陷落之時,仍有點滴空間,高牆有更多裂縫,我們說不出放棄,只能逆光中進發,上路再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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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問,這本書哪裡有賣,大家不要旨望在中聯辦旗下的三中商書店買得到。記協公布,下列獨立書店有售(排名不分先後),但據聞書賣得頗快:一拳書館、序言書店、田園書店、北角森記、生活書社、旺角樂文書店、榆林書店、銅鑼灣樂文書店、大鵰文化、閱讀時代、艺鵠、夕拾X閒社。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專欄〈無名字荒野〉,此文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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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談不偏不倚 事事政治正確

Thursday, April 8, 2021

空談不偏不倚 事事政治正確

 


「客觀中立」早已變成一個美妙口號,傳媒老闆、達官貴人任何時候都愛掛在口邊,四字咒語一出,彷彿以為自己立於道德高地。

一個經典例子正是雨傘運動期間,TVB新聞部拍攝到「暗角七警」打人畫面,但新聞總監稱其中一句旁白謂警察「拳打腳踢」有「負面」意思,用字不夠中立要刪去,引起軒然大波。「拳打腳踢」是準確描述畫面放大後清晰見到,法庭後來亦以此為據判七警有罪,也確有負面意思,但為何用「負面」形容詞就不中立?難道「負面」的東西要用「中立」的形容詞才叫中立?「負面」事件,用負面形容,才算恰如其分吧?不過,平民百姓甚少深究,一聽到客觀中立持平等字眼,就認為是武林秘笈天下無敵,殊不知這些概念甚為模糊,詮釋空間大,往往是弄權者搬龍門時順手拈來的所謂理論根據。

最新一例,乃新任廣播處長號稱自己有一套「impartiality test」,測試節目之「不偏不倚」,結果聲名急竄成為「生抽王」,抽起節目不向公眾解釋,甚至不具體向下屬說明理由。唯一的簡短聲明,理據粗淺:

港台解釋,有節目被抽起乃因「只陳述單一方面的立場」,如果這是死罪,大家請留意每天每晚的官員談話直播,例如林鄭逢星期二見記者的直播,都是一言堂,有時長達大半小時有佢講冇其他人講,這些「單一方面立場」為何不需「平衡」就充斥新聞時段?為何官員自動擁有這種特權?大家又請放長雙眼睇,日後港台吹奏大灣區、一帶一路、十四五規劃等主旋律節目,當中也有很多爭議性事項,香港電台會否容許多元聲音,認真探討該等議題之危與機、得與失?

港台又謂,被刪節目中,有些「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及港區國安法等有不準確的描述」,事實上,很多建制派大員夸夸而談「完善」選舉制度、是「進步」非「倒退」、其他國家都有同樣候選人資格審查等等,很多言論也屬誤導,非「真確準繩」,為何又可播出?

「有節目縱然有訪問不同立場的人士,但節目內容絕大部分只側重某一方立場言論。」即是說,平衡報道之餘,港台領導層還要求不同立場人士之意見篇幅要相若,《鏗鏘集》其中一輯紀錄中大學生會被打壓最後被逼辭職的過程,當中訪問了一位建制派校董與另一建制派成員,但仍被認為篇幅太短。新管理層此等要求與《港台製作人員守則》不符,《守則》有關「適切地不偏不倚」一段寫明,所謂   impartiality,並不要求「硬性的絕對中立」、「也不表示要對各方意見給予相等節目時間」。

學生會夭折為學界歷史大事,若論「平衡」,我們還要問,為何只找來兩位建制派政客去評價這件歷史大事為何沒有兩個民主派人士「平衡」這些建制意見?沒有民主派的中大校董,也可以找開明的老師吧。新任港台「總編輯」雖然滿口「不偏不倚」,但從未公開解釋他如何理解這四字。

說到底,沒有人會高舉「客觀」「中立」「不偏不倚」旗幟,高呼「我要中立!」、「我要客觀!」,這種行為很滑稽,因為在新聞工作中,「客觀中立平衡」只是手段,去幫助我們追求更高的目標,是尋真、揭露事實。《鏗鏘集》團隊追尋7.21事件真相,其他專題如被抽起的中大學生會一輯,則追蹤學生們心情跌宕日與夜,其實也屬政府應該了解的寶貴民情資訊,社會不同階層的處境,都屬真實的一部分。

「有節目片面地報導受訪者面對的處境,但沒有交代事情的前因後果。」的確,相信《鏗鏘集》團隊的中大學生會專題,沒有交代整個反修例運動的前因,例如整件事乃源自林鄭月娥剛愎自用、死不悔改「好打得」的邀功心態,不足半小時的新聞紀錄片沒可能有篇幅詳述。

至於「片面報導受訪者處境」,《鏗鏘集》另一輯遭抽起的專題,談網媒如何在逆境下生存,訪問了HKFP及《眾新聞》,被管理層指不平衡,要加「藍媒」才叫完整。他們似乎忘記了十多年前一宗經典案例「曹文傑案」。事緣《鏗鏘集》播出〈同志戀人〉,講述兩對同志的生活與希冀,被投訴「一面倒」不平衡,缺乏反對同性婚姻的聲音。法官夏正民在司法覆核中推翻了廣管局的裁決,指專題節目只是「展現人的處境」(a study of human condition),忠實地記錄人的恐懼、苦難與盼望,紀錄片本來如是,夏正民說:「難道報道對抗禽流感和兒童奴工問題,都要正反意見?」

放諸今天,難道談劏房問題,要找豪宅居民來訪問才叫平衡?難道報道經營困難的網媒,要找資金豐裕財源滾滾來的「藍媒」來平衡一番?事件本來不關藍綠,港台高層卻硬要戴上顏色眼鏡,事事政治正確。

新香港電台還有很多政治動作未有解釋,例如抽起多輯實況劇和訪問片,懷疑因為有「黃營」演員參與。為何要找這些演員?新領導層有所不知,大牌演員多與大台有約在身,難以抽身,加上港台片酬微薄,願意獻出時間的知名演員選擇不多,他們願意參與,是港台的福氣。又有一輯《卓越教室》無端惹禍,亦屬莫名其妙,此專題節目由蔡玉玲編導,題材是拿到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學校與老師如何為智障學生的體育課籌謀。是否因為這一輯由蔡玉玲拍攝就要抽起?港台說不清理由,抽片惹起教育界不滿,又不尊重被訪者;此乃教育局贊助製作,港台也違反合約精神。近日這輯節目壓力下復播,可見管理層決策粗疏,對人不對事之非理性。

新聞專業的行事準則,如持平、抽離、不偏不倚,都是業界珍重的價值,但詮釋空間大,往往令有心人予取予攜,借用作語言偽術。這些標準,無疑是全世界公共廣播機構的標準,為何用在香港就變作權謀手段? 

無他,西方社會公共廣播理念之上,皆假設有一個民主制度、有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假設官員會遵守程序公義,假設公民社會的監督力令官員不敢造次,假設政府尊重傳媒第四權角色。今日香港的公共廣播,有形而無神,官僚只需向上頭負責,不需向市民負責;正如「完結選舉」可以說成「完善選舉」;「政權安全」說成是「國家安全」;倚傍高牆說成是「不偏不倚」

無法以理服人,低處未算低,要以「罰錢」恐嚇員工;禁止調查報道經典作品參加新聞獎,害怕作品受到欣賞、會贏得獎項、贏了獎也不要,乃天下奇聞;新管理層的意態,確實非常「唔   decent。顛覆常識、推翻過往成功經驗,心狠手辣拆毀制度者得寵,香港電台崩壞殞落,正是香港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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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蘋果日報論壇,此文略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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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套紀錄片,大家都在談論,卻似乎沒多少人看過。它不是禁片,卻遭批鬥,株連電影團體、殃及電影院、燒到電影院老闆;它展現過程、畫面紀錄事實,但事實有罪,題材都有罪。

電檢處雖然早已批准《理大圍城》放映,但公映被封殺,私映則一票難求。我有幸看過,一直非常懷疑,那些口誅筆伐的批評者,根本沒有看過這齣紀錄片。

紀實就是紀實,如何詮釋,就是觀眾的事。一位《理大圍城》的攝影師說,每次播放完,問觀眾如何,都是沉默,很長的沉默。我能夠想像,那是因為百味紛陳,不知從何說起,或許也是因為《理大圍城》紀錄了真實,補足了一些當天為了運動團結而不方便言說的真象。

《理大圍城》全片都在理大校園及周邊拍攝,紀錄「圍城」衝突,全片沒有特定主角被訪者,展現抗爭者的群像。批評者說,紀錄片把示威者「英雄化」、「漂白」,這是任何一位正常觀眾都不會得出的結論。因為紀錄片大部分片段,特別是中後段步入終局的記錄,大部分關於抗爭者的沮喪、失落、疲累、無奈、矛盾、內訌,沒有所謂「英雄」,更不可能「漂白」。觀眾看完,或許有同情、有憤怒,觀眾最大的內心衝突,或許是那種無以名狀的殘酷現實。

片尾,製作人叫「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無名無姓,乃因為拍攝者很多,難以具名,更因為安全理由,匿名保平安,這就是今天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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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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