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30, 2018

紅色新聞兵李振盛:三心兩意聽黨的話

[哈爾濱極樂寺和尚被批鬥,網上圖片]

 《紅色新聞兵》中文版終於面世,這本相集紀實文革,早已蜚聲國際。老攝影記者李振盛來港宣傳,有幸一睹丰采,買了新書,一口氣讀完,折服。

文革時,李振盛是《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有攝影器材也有官方身份,現身各大文革批鬥場合,但攝影記者眾多,為什麼他拍出來的能成為經典?

李振盛以一幅批鬥和尚的照片作例子。當時紅衛兵威逼哈爾濱極樂寺的和尚,拿着寫上「什麼佛經,盡放狗屁」的橫幅遊街示眾,和尚們一臉無奈、面容僵硬。李振盛正要舉機拍攝時,旁邊的記者喝令和尚們低頭,更準備親手撕破橫額,才能拍一張「有用」的照片。

當時的記者皆「聽黨的話」,相片合符主旋律才叫「有用」,負面的東西「沒用」,就連按快門也不按。什麼叫負面呢?據李振盛歸納,如「掛牌批鬥、戴高帽、遊街示眾、打人抄家、刑場槍斃以及各種折磨人的照片」。這些題材,縱使攝記目睹也不拍攝;就算拍下了,底片也不能保存;若遭發現,小則被指浪費公家膠卷,大則被指抹黑文革,會招橫禍。

這種「聽黨的話」心態,令平常攝記們習慣了一套拍攝模式,除了鶯歌燕舞大好形勢之外,就算拍攝批鬥場面也是千篇一律,只用反黨份子彎着腰低頭的姿態。當時李振盛心裏暗叫,要和尚低下頭,豈非只見到一個個圓圓的光頭,看不到他們表情,有什麼意思?於是他急忙阻止同行「擺拍」,先按兩下快門,拍下和尚們的臉容與完整的橫額。

幾十年後,李振盛成名了,舊行家看到這照片時說:我們一心一意聽黨的話,只拍了歷史的一半;你三心兩意聽黨的話,就拍了歷史的全部。

這些相片能流傳後世,得來不易;須知當年很多人的舊相片都成為批鬥的罪證,李振盛深知留住這些「負面」底片非常危險,遂早着先機,把底片逐批從報社移送回家,在家中書桌底的木地板,鋸了一個洞藏進去。他謂,用了個多星期,每一下鋸下去,都要非常輕聲,生怕驚動鄰居起疑心遭舉報;妻子則在窗前把風,留意有無人經過房間外的走道。不久以後,敵對派系的紅衛兵果然來抄家,幸好沒找到那數萬張底片。

李振盛當年算是身家清白,也渴望入黨,但因為年少時膽敢「上訪」向上級表達意見的「叛逆性格」,及愛集郵而被指與外國有聯繫,多次被拒入黨。由於不是黨員,平時採訪黨的內部會議也被拒門外,甚覺不是味兒,而探訪批鬥衝突大場面時,記者證也不管用,於是自己成立了一個革命組織「紅色青年戰鬥隊」,直上北京拿到了毛澤東提字的「紅色新聞兵」紅袖標,方便出入造反活動中採訪。幾十年後,「紅色新聞兵」成為了傳世攝影集的名字。

李振盛說:「我愛黨,但它不愛我;單向的愛,不會持久。」
 
典型的正面「有用」照片,網上圖片
李振盛於書中亦憶述了如何「改圖」造相,例如此相片,因群眾的拳頭揮向毛像,要先抹去毛像前的手臂才能出街,否則有「打倒毛澤東」之嫌。網上圖片。
他說,當年的攝影記者,大部分都是黨叫你拍啥你就拍啥,其他人拍的都是主旋律相片;他當時已有一種朦朧的感覺,知道自己拍的相片珍貴,知道有用,但不知何時有用如何有用;拼死藏起底片,那種勇氣,就如父母拼了命也要保護自己的孩子。

《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很多相片印象深刻。

其一,造反派之間武鬥,闖入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圖書館搗毀書架,北國的陽光自窗邊映照,藏書一片狼藉,淒冷陰寒。他們為什麼要破壞圖書?因為要搜羅精裝硬皮書,運上樓,用作投擲敵人的武器。

其二,如書的封面,一群人穿着泳褲的男人落水前捧讀毛語錄,避免下水後迷失方向;又見空軍飛行員起飛前在機艙內研讀毛語錄,解說謂「避免飛上藍天後迷失方向」。當年的日常,今天是黑色幽默。
「依法」之妙用,網上圖片
有一幀相片看似尋常,被批鬥的人頸上掛牌等候宣判。書中解說謂,因為常用的「現行反革命」罪名已無新鮮感,所以提出一個從未見過的罪名「破壞公報反革命犯」,被批鬥者掛着的罪名牌,還煞有介事多加四字「依法逮捕」。一個從未見過的罪名也能「依法」。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紛亂有忠臣,無法無天的時候就有「依法」。老子的智慧總是歷久常新,對「依法」二字的迷戀與執著,於今猶烈。
 
[任仲夷被批鬥,網上圖片]
李振盛慣見大場面,幾十萬人的大集會,他常用連拍方式,把相片接合,以見聲勢。眾多大大小小批鬥會,人臉總是看不厭,研讀他們的表情,你會深刻洞察,人心很愚昩,群眾很盲動,笑容也很純真,龐大的管治機器下,他們被黨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林彪之死也沒有引起什麼風潮,大家仍然很想入黨;中國有太多自覺順服,甘心聽話的人,掌權者不加利用,對不起自己。
 
[王守信行刑前,網上圖片]
攝影集尾聲,以一圖輯作結。主題是文革結束後不久,貪污犯王守信被指侵吞公款約五十餘萬,有「建國以來最大貪污犯」之稱號,圖輯記錄了她被判死刑的審訊與行刑全過程。王守信因此案的報道文學《人妖之間》而廣為人知,書中最後一段解說詞:非此即彼的鬥爭思維仍大行其道,「人妖之間」的命題並未過時。

毛澤東終於死了,四人幫倒台,文革才算正式結束。李振盛去採訪追悼會,發現要找一個流淚的人很困難,絕大部分人都空有哭相,卻哭不出一滴眼淚。

書中結語段落謂,毛澤東死後沒有遭到清算,部分乃因你沒可能把毛澤東的名字與共產黨分開,也無法把文化大革命同共產黨分開來談。「結果就是,在這個國家,幫兇與受害者一起陷入沉默。」
旅居美國的李振盛於中大演講,新聞與傳播學院圖片
這些年的香港,一路有很多幫黨出聲的人謂,祖國崛起強大機會難逢一日千里,為何還要拿出舊日的苦難不停在講;這些幫黨出聲的人,一方面叫年輕人認識國家,熟讀歷史,卻刻意抹去近在眼前慘絕人寰扭曲人性的悲劇。

李振盛說:「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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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合併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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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21, 2018

有種疲憊,是因為無法想像未來 — 記坦桑尼亞 Nduta 難民營


[本文所有圖片:高仲明/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上文談到,坦桑尼亞某程度上,都是一個自顧不暇的國家,但已是周邊國家難民的樂土。

西部邊陲,被遺忘的角落,有三十萬難民等待援助。

我們從最接近的機場,驅車五小時才到難民營;沿路的紅土高原,旱季不能耕種,地廣人稀,很多村落缺水缺電,還要照顧二十五萬布隆迪難民與六萬剛果難民,重責就落到國際救援組織身上。

也許大家會問,布隆迪的種族衝突不是廿多年前的事嗎?還未平息嗎?

新一波難民潮2015年開始,這次肇因主要不是種族仇殺,而是政治逼害。做滿兩任的總統恩富倫齊扎競逐連任,聲稱合法合憲,引發反對派抗爭;聯合國讉責當地施行酷刑、暗殺、法外處決,高峰期有三十五萬難民逃到坦桑尼亞。

我們在難民營遇到二十七歲的 Jacques,「資深難民」他當之無愧。Jacques 人生,大部分在難民營渡過。兒時因家鄉種族屠殺,父母帶他避禍,2010年局勢緩和,重回故土,新生活在望,怎料五年後他又回到難民營。

Jacques 說,布隆迪的執政黨逼年輕人入黨成為武裝民兵,會配槍,要你向反對派勸降,若然拒絕就逼你大開殺戒。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Jacques 在難民營參加了樂施會辦的種植班;他的夢想是做一個好農夫;他認為,這裏的人耕種不夠認真,他深信自己務農,可以改變命運。

他眼神堅定,夢想亦卑微貼地,不過,難民營無地耕種,如何圓夢?

Jacques 說,他看不到出路

我問他何處是家,他苦笑一下,說布隆迪是他的家,但一天現任總統與他黨羽掌權,他都不會踏足故土。

半輩子活在難民營,這裏的生活,有什麼美好回憶?Jacques 說,他喜歡這裏的平靜。他已經在難民營裏結婚生子。

[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探訪難民營之前,樂施會人員已多番提示:這不是你想像中的難民營,沒有密集營房,有的是森林和原野。

坦桑尼亞政府待難民不薄,這裏有的是土地,幾片山頭劃作難民營,佔地甚廣。我們到訪的Nduta 營地,有一片大森林,驅車繞一圈需時半小時。難民初時住在帳篷中,時日一長,自己燒磚建平房,門前有空地可以種少量蔬菜。難民營也沒有圍牆,難民可以偷偷出外撿拾柴薪,甚至幫附近村民打工種田。若非營內滿是救援組織的標記,你會以為這是一條較為人多的村落。

去年八月,在反對派杯葛選舉下連任的布隆迪總統恩富倫齊扎,親臨難民營試圖說服難民回國;坦桑尼亞亦隨即關閉邊境,不再接收難民,開始自願遣返計劃,到2018年八月,已有萬多人遣返,四萬人登記輪候中,剩下廿多萬難民有些舉旗不定,有些堅拒回國。

其中一位難民對我們說,不能信任恩富倫齊扎,因為一切亂局他是始作俑者。恩富倫齊扎的身份也很特別,多年前他曾經在這裏的難民營待過,徵集義士、組織游擊隊奪取政權,今天身份逆轉,他深明一幫反對派聚集於邊境不遠的難民營,乃計時炸彈。

其中一位表明不會回國的,是35歲的寡婦   Niyela,她帶着五個孩子走難。Niyela 身型瘦削,滿臉愁容,我們透過兩重翻譯訪問,她全程沒半絲笑容。她是胡圖族人,而非較弱勢的圖西族;她說逃難是因為一位姐妹嫁了一位圖西族人,結果雙雙被殺,她收養的姨娚也因為有圖西族血統,生命受威脅,她只好帶同自己四個仔女,一齊逃難。

Niyela 與她的子女們  [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難民的食物,由聯合國的世界糧食計劃署統籌分發,但因為資金不足,去年只及營養標準約七成。Niyela 為免孩子捱餓,忍痛賣了逃難時帶在身邊的一部單車,用錢買食物。她全屋最值錢的東西,是早些時她到森林裏收集的柴薪;煮食要生火,一燒就化成炊煙的柴枝,乃難民的寶貝。

我們問 Niyela,若有一天要離開難民營,有什麼最寶貴的一定會帶走?

Niyela 說,她一無所有,最寶貴的,就是她的子女。

這片被世界遺忘的角落,廿多萬人,無聲地等,志願組織能做什麼?他們提供補充糧食、鋪設水利工程、解決食水衛生,又在營裏組織訓練班,教他們修理摩托車、教他們種植新知,務求他們在無止境等待的日子,有一技旁身,不會虛耗光陰,重燃希望。

近月來,情況慢慢起變化。坦桑尼亞政府催谷難民回國的態度漸趨強硬,例如加強管理難民營,阻撓難民去附近森林斬柴、禁止難民外出工作;往日難民營內外有市集,難民可以做小買賣,賺點外快或補充糧食,現在市集次數大減;政府亦禁止志願組織用派發現金方式濟助單親家庭或病弱的難民。種種措施,限制物資的流通,難民生活可能愈來愈艱困,目的就是要減少難民留下的誘因,選擇自願遣返。


堅持留下來的人,不幸的故事還有很多。

有一個家庭,本來已經自願遣返回鄉,卻發現田地已被侵佔,無法生存,只好重返難民營,但接受遣返後會失去難民身份,無資格取得任何援助,以後只能依靠親友接濟。

一位女士逃難時,和十五歲的女兒失散了,她一直尋找女兒蹤影,不願離開。

是去是留,很多人害怕公然談論,他們說,布隆迪政府在難民營布滿耳目,縱使身在外國,也恐防被老大哥盯上。

有種顛簸,不是三餐不繼,而是無處容身、漂泊徬徨;有種疲憊,不是坐困愁城,而是無法想像未來,又不能免於恐懼。

從難民營走出來,我仍惦記着孩子們天真的笑臉,他們還未知道成年人的險惡世界,他們在等待一個正常的童年。

[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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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行之六)

(本文原刊於《信報》,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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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October 20, 2018

在坦桑尼亞,想起他的難兄難弟



坦桑尼亞與香港,能拉上什麼關係?

月前到坦桑尼亞,碰巧讀到一位美國記者   P.J.O’Rourke 所寫的遊記   Eat the Rich,以幽默手法談各地經濟,書實在不怎麼樣,但書的目錄吸引我目光,作者談香港和坦桑尼亞的遊歷,把兩地並列,章節題目互相呼應,兩個地方,這麼近那麼遠:

How to Make Everything From Nothing: Hong Kong
How to Make Nothing from Everything: Tanzania

直譯就是:

香港:如何從一無所有變得無所不有
坦桑尼亞:如何從無所不有變得一無所有

香港與坦桑尼亞,在崇尚自由經濟的作者筆下,冥冥中站在光譜兩極。香港是經濟的奇迹,從沒有天然資源光秃秃頑石一塊,成為包羅萬象的國際都會,如何變成這樣,大家耳熟能詳,不須多講。

至於坦桑尼亞,說它從什麼都有變得一無所有,可能令坦桑尼亞朋友傷心,這樣寫確實誇張了一點。不過,來到東非坦桑尼亞,我不期然又想起托爾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總是同一個模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坦桑尼亞「不幸」的歷史,在非洲國家中,算是非常獨特,模樣與別不同,而且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坦桑尼亞「無所不有」,他們有天然資源、有廣闊土地、最近南部更發現了天然氣田,更重要是,有和諧的部落關係、有穩定的民主政體;縱使曾經長年一黨專政高壓統治,在位廿多年的「國父」、帶領坦桑尼亞獨立的 Julius Nyerere,雖然早已過世,仍受國人景仰。

看看坦桑尼亞周邊國家,就明白坦桑尼亞如何「得天獨厚」,南方的莫桑比克,冷戰時代打過二十年美蘇代理人戰爭,馬拉維一直在饑荒與赤貧中掙扎,雨林中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從來國不成國、從未共和、也從不民主,「剛果民主共和國」只有「剛果」二字為真,盧旺達與布隆迪廿年前的種族屠殺舉世震驚,烏干達有獨裁統治,肯尼亞算是較為穩定,但近年選舉,常見種族仇殺收場。

以上所列的國家,有四個是世上十大窮國,南西北方圍繞着坦桑尼亞。(人均生產總值計,見此。

相對而言,坦桑尼亞是東非的樂土;對比周邊國家動盪不安,坦桑尼亞人很自豪,近年選舉一向和平,無種族衝突無內戰無饑荒,早年更成為周邊國家獨立戰士與異見份子的暫棲地。

坦桑尼亞獨特的「不幸」,與中國有莫大關係。

六十年代,坦桑尼亞跟着毛澤東,走社會主義道路,搞集體農莊、計劃經濟,雖然沒有中國大躍進般極端,也不如共產中國般雷厲風行,但足以令這個東非大國失落了二十年,經濟停轉,恨錯難翻。
[網上圖片] Nyerere (右) 訪華,他常穿「毛裝」。不少坦桑尼亞人都記得總統衣著,稱為Mao suit
坦桑尼亞與中國兩位難兄難弟,親密到什麼地步?不少坦桑尼亞人的集體回憶,是國家官員愛穿「毛裝」,當年總統 Nyerere,不只出訪中國時穿上「毛裝」,回國後照穿不誤,變作一時時尚,坦國人留下深刻印象。據聞今天不少坦桑尼亞商人到中國開會營商,都要找「毛裝」穿一下,懷舊一番。

另一個「中坦友誼」標記,當然是傳誦幾十年的坦贊鐵路,六十年代末,中國國力不算強,卻出錢出力出人命,興建坦桑尼亞至內陸國家贊比亞的鐵路,全長千多公里,穿越高原蠻荒,為贊比亞的礦產資源開闢新的出海口,避開不友善的南非白人政府,也希望帶動坦桑尼亞經濟。

但事與願違,鐵路貨運量低、後來南方的南非及津巴布韋等國相繼由黑人掌權,交通運輸恢復正常,有更方便的出海運輸路線;坦贊鐵路瀕臨破產,債務還不清,成為迹近荒廢的大白象。
又舊又殘的坦贊鐵路,數年前由中國借貸出資出技術,協助翻新。(圖片:International Railway Journal)
坦贊鐵路當然有用,有用在其政治訊息。中國當年的慷慨,引起很多剛剛獨立的非洲國家關注,深得非洲人心,對中國而言,投資很快有巨大回報。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踢走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中國」的代表權與席位,非洲國家的取態乃關鍵之一。當年的坦桑尼亞代表是Salim Ahmed Salim,他是親毛派,他到聯合國任職也穿類似毛裝的衣服出席官方儀式。據當年合眾社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席位後,Salim走到聯合國會議廳前排跳非洲舞慶祝;Salim後來否認他「跳舞」,只是歡呼與狂喜的表現而已。(見一篇中坦關係研究,頁316)
 
1970年坦桑尼亞駐聯合國代表Salim [聯合國網站圖片]
這種「深厚」的友邦兄弟情誼,當中固然有互相利用的戰略考量,那種理想主義烏托邦的共同想像,又有共同敵人,也是凝聚力。也許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說得對,今天的「專制民族主義」(authoritarian nationalism) 對其他國家毫無感召力,他說的是當今俄羅斯,其實也適用於中國、甚至美國。每個國家都是惡棍,各自以「愛國」、「美國強大」、「中國崛起」等國族主義話語凝聚人心,得本土政治好處;但在國際社會,若每個國家都高舉國族主義自 high,就會成為一種牢不可破的隔閡,不可能出現有意義的政治聯盟 (見 21 Lessons in 21th Century, 'War'一章節);半世紀前那種國際主義兄弟邦,當今難以想像。

1967年是坦桑尼亞重要時刻,Nyerere 決定彷效中國,開展社會主義烏托邦改造大計,名為   Ujamaa (斯瓦希里語意思為   familyhood,大概是「一家親」吧)。一黨專政的政府首先把銀行、主要工業、外資農莊、天然資源,甚至私人物業,全數國有化,於鄉郊建立集體農莊,高峰期全國六成農民、數以百萬計人被逼遷到新建的小鎮。出發點也許是好的,共耕共享,集體奮鬥,以期增加生產力;城鎮化亦可方便安排水電設施及農業機械。

由中國到蘇聯到古巴到坦桑尼亞,歷史告訴我們,計劃經濟注定失敗,資源由官僚操控,造就結構性貪污;農耕所得大部分屬公家,農民不積極;集體農莊主要種煙草等出口賺錢的作物,糧食產量大降。

國庫持續空虛,軍事援倚賴中國,糧食援助則倚賴歐美國際組織,坦桑尼亞成為其中一個國際援助最大受助國。有坦桑尼亞人告訴我說,當年的集體農莊沒有中國大躍進般極端,最少農戶還可保住自家小菜園,種種木薯香蕉,不致饑餓。

類似的故事也在中國發生過,當年資本家被共產、人民公社製造饑餓,他們有路可逃,逃往香港。南方一隅的香港成為避難所、資金人才孵化器,當有一天中國不再瘋狂,要改革開放,儲貯於香港的人才、資金、經驗百倍奉還,香港的資本家與專業人才成為中國改革火車頭,今天電視台爭先恐後歌功頌德唱好改革開放四十年,千萬別忘了這段歷史。

然而,坦桑尼亞沒有這份運氣,計劃經濟,造就了計劃貧窮,放眼國土四方的好鄰居,南方西方北方更亂,東方是一個印度洋,他們無處可逃,人的活力,就呆在原地、在計劃經濟中消耗。

不過,坦桑尼亞人很善良,怨氣少,畢竟已是幾十年前的事。每問到他們當時生活,他們最懷念是少年的讀書時代。

走社會主義道路,免費醫療與免費教育,坦桑尼亞也認真做的,識字率近八成,鄰近國家中算高。當年學生,也有類似「上山下鄉」的做法,學生會被派到全國不同地區上課,公共交通費用全免,與坦國人談起,很多人懷念當時的自由自在,全國都有朋友。一代坦桑尼亞人都認為,這是   Nyerere 的德政,坦桑尼亞有超過120個種族或部落,全國青年跨地域緊密接觸,互交朋友,製造凝聚力,令國家有向心力,免卻了眾多鄰國延綿不絕的種族衝突與災難。

國父與總統   Nyerere 也有可愛之處。總算,他認衰。

烏托邦大計實行近廿年,到1985年,Nyerere 卸任,告別演說:I failed, let’s admit it.

坦桑尼亞西部邊陲小鎮一景
改造社會經濟大失敗,意識形態之爭大退潮,剩下的,只有錢錢錢、搵錢、發展。於是,兩位難兄難弟,又有共同利益、有共同想像,又走在一起。

近年,坦桑尼亞南部發現了天然氣田,有望財源滾滾來,輸汽管道是中國企業承建的。講了四十多年的遷都大計,終於認真實行,新首都   Dodoma 位於坦國國土地理位置中央,改變現時海邊城市三蘭港 (Dar El Salaam) 獨佔政治經濟中心的格局,新城的水利工程由中資承建,新國會大樓也是中國興建。兜轉五十年,兩國仍然是好兄弟,至少,我碰見的坦桑尼亞人,都期望中國來投資建設,傳說中,有非洲人認為中國建設是新殖民主義,短短十天行程,未有機會聽說。

(坦桑尼亞行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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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18, 2018

關於山竹,還有些事要說……




山竹一幕,想起了這城市一些奇怪事。

屋苑旁,一棵不算粗壯的樹倒冧了,橫擱在馬路上。這條路是死胡同,路的盡頭是小巴站,打風時停泊了十多部小巴;轉掛三號風球的早上,一棵樹阻路,小巴被困,出不到車,住客呆等,只有少量泊在外圍的小巴能開車。

這棵樹,就生在屋苑路旁上,從樹苗開始種,大約只有十多年,似乎身處當風位或泥土不夠好,一直很瘦弱。

小樹擋路,如果有人找來一把手鋸,都應該能輕易清理,小巴順利出車。

偏偏就是沒有人這樣做。

香港人熱愛上班,但偌大屋苑,似乎找一把鋸很艱難;看屋苑群組鄰居的直播,數小時後,小巴站長才找來一把鋸自己動手,解決問題。

這件小事,也許山竹過後,全香港都在發生。明知政府沒有足夠人手及時清理,但好些擋路小樹,似乎要好一段時間後才有人想起不如自己清理。

我嘗試為自己辯護,不是不想做,但手邊根本沒有工具,無從幫忙;我們也可能習慣被服務得太好,沒有這種自己動手的文化;也許現代社會分工太仔細,我們重視金融財務創業等較虛無的行業,忘記了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動手解決。(大家或者會說,將軍澳海旁不是過百居民自己動手清理單車徑嗎……uhmmm那是一位居港智利女子首先發起的……)

有這些感觸,也因為暑假剛好在瑞士一位朋友家中住了一會,目睹這位城市人如何擅用各種器具。他本人是攀山專家,本來就擅用繩索,他家是百年舊樓,沒有電梯,裝修時搬運物料及大型家具,他自架滾輪於天台垂直運輸,省時省力,可以獨力完成;廁所廚房改裝,中小型工序全部自己動手;家有雜物房,工具一箱箱。

瑞士馳名的瑞士軍刀,當然不單是旅行紀念品。瑞士孩子大約十歲開始,每逢假期,社區或學校都有野外活動,離家十天八日,小學生野外活動   checklist,瑞士軍刀必備。他們生火燒烤,削樹枝作叉,軍刀用得熟能生巧,從小就訓練。

當然,兩地文化不同,很難比較。外國地廣人稀,有事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而且工匠工資高,不能事事假手於人,只能自己動手;德國與瑞士傳統上尊重工藝與工匠的專業,也是他們教育與文化一部分。不似香港,覺得那是「職業先修學校」做的事,讀醫從商計數楂筆才值得尊重。

對器物的掌握,本來就是人類文明重要部分,令人更落地,更貼近生活。

講呢啲,因為想介紹下星期三中大的博群大講堂,今年搞搞新意思,接觸一些新範疇,請來一位美國社會企業家   Marcin Jakobowski,他本來是研究核聚變的物理博士,忽然醒覺這世界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今天香港,中學講   STEM,大學的圖書館,都要改裝成   maker bay,重新教人動手,掌握工具,接觸器物。

Marcin Jakobowski  教人自製工具,他有一個明日願景。山竹過後找不到一把鋸的香港人,請來聽聽地球另一端,敢想敢做的   Marcin 搞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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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群大講堂 2018 詳情如下:
主題︰組裝未來:一個物理博士的社會實驗
日期︰2018 10 24 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6 30 分至 8 3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李兆基樓 6 號演講廳
語言︰英語
登記︰
中大師生https://webapp.itsc.cuhk.edu.hk/ras/restricted/eventlist…
歡迎校友及公眾人士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5969978
【博群大講堂 2018 —— 組裝未來:一個物理博士的社會實驗】
有這樣一個人,千山萬水從波蘭移民美國,千辛萬苦研究核聚變物理,畢業時猛然發現,他想用另一種方式,改變世界。
想像一個新的經濟秩序 —— 知識自由傳播,共享和協作成為日常,我們終於克服了資源短缺的困局,過上自助自主、自給自足的生活……
空中樓閣?他,敢想敢做!
本學年博群大講堂主講嘉賓是「開源生態計劃」創辦人兼執行總監 Dr. Marcin Jakubowski。一個研究核聚變的物理博士,為了實踐願景,走上社會創新的路。開源(Open source),在虛擬的電腦世界,曾掀起一場開放軟件原始碼的大變革,Jakubowski 關心的是,同樣的概念,是否適用於硬件建設?2003年,他創辦「開源生態計劃」,讓各界於開放平台,共享組件設計、製造及發佈各種工具器材。十五年間,他造過拖拉機、蓋過房子、開發生產各種機械,近年研究如何自家製作手機和3D打印機。
他將以「組裝未來:一個物理博士的社會實驗」為題,分享他想像的未來世界,細訴實踐「開源生態」的顛簸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