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November 14, 2018

習近平沒有說的香港

[立場新聞製圖]

2018年,饒宗頤、劉以鬯、查良鏞先後離世,他們都是亂離中的南來文人;還有電影界鄒文懷、演員藍潔瑛,他們提示大家,香港曾經瘋靡全球華人的文化影響力。

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電視節目鋪天蓋地歌功頌德,習近平接見港澳名人富豪訪問團,「重要講話」中特別提到港澳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地位是獨特的、貢獻是重大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罕有地「高度評價」香港,惹來不少議論。

習近平所言,稍讀讀歷史都知道,屬於常識。改革開放初期,眾多來自香港的「改革先鋒」,絕大部分是南來香港資本家或其二代;習近平沒有再往前追朔,是什麼逼使他們當年遷移資金技術到香港?正是為了逃避你黨的極左思潮計劃經濟加極權統治,這群資本家最後紥根香港,積累經驗,在香港發迹,香港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孵化器。

饒宗頤、劉以鬯、查良鏞辭世,有人慨歎一個時代的終結;若要慨嘆,也請回望從前,一個輝煌時代如何鍊成。

這些,當然,習近平不會講。

文人南來,因為香港有表達自由、有出版自由、有學術自由;資本家逃到香港,乃因為香港有資金流通自由、有貨物流動自由、有產權保障、有法可依、有法治傳統。

不是要為香港自吹自擂,說到底,香港的成功只是歷史巧合;錢穆所言,南來香港「藏器待時」,改革開放時,資本與技術確實「藏器」香港後,假以時日等到生機。

霎眼數十年,強國要錢有錢,要基建有基建,要孵化器有孵化器,要大灣區有大灣區,卻是自由大倒退,法治無影蹤。環顧神州大地,廣土眾民,只剩南方香港一隅,幸保自由土壤,燃起一盞微燈。

如今有識之士醒目仔,只談融合,不敢捍衛香港特質;只談機遇,核心價值崩壞視若無睹。

馬凱事件,特區政府盡用權力,封殺異見株連記者,無視新聞自由,自毀國際形象,誓要報復到底;馬建事件,文化機構則擅長趨吉避禍,自製心魔,引刀自宮練就神功。

手握權力者,請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對得住歷史。

***   ***   ***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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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13, 2018

記吳靄儀一席話:金庸的理想‧查良鏞的現實

[圖片:Brew Note 文化沙龍]

正是:今番良晤,豪興不淺。

吳靄儀最後總結說:

「查良鏞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很深沉的人,有很多傳統讀書人的因子,若然查良鏞一生對我們有什麼啟示,那是在我們的血液裡,有很多對權力的崇拜,對權力的屈服,要青史留名,這些『崇高的理想』有時可以用不太光彩的方法達到。」

此話從何說起?

Brew Note文化沙龍,是夜題目是「金庸|查良鏞 江湖與現實」。

若以為此夜是「金迷」的聚會,談金庸的武俠世界,你會失望;因為,講者叫吳靄儀。

吳靄儀寫過多本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的書,自言每本金庸小說翻過可能一百次,熟悉金庸;吳靄儀於19861990多事之秋任職於《明報》,主要負責寫社論,近距離認識查良鏞。

她說,不要誤會查良鏞是金庸;她要說金庸與查良鏞的關係、說金庸的江湖與查良鏞的現實,兩者之差距。

吳靄儀開宗明義說:「查良鏞不是大俠,但大家因為查良鏞寫了這些武俠小說,都覺得他是一個大俠。」但無疑《明報》初開辦時的吸引力,正源於金庸武俠小說的名聲,令讀者群增加,也吸引一群知識分子加入《明報》。

然而,吳靄儀認為,查良鏞正正因為金庸的魅力而付出代價:查良鏞的政治主張惹起反彈,也在自己創辦的《明報》碰壁,原因是他遇上了一批金庸迷:「他們認同金庸小說,是因為當中的情操、意境,你養大了一班人,個個都迷戀你的英雄理想,你忽然說我是韋小寶,大家非常失落。」「《明報》上下,都中了金庸武俠小說毒,我們一個二個都好有理想……」「一方面你培養了一班很有理想的人,作為你的大擁躉,但你的現實政治令這些人大失所望。」

查良鏞的「現實政治」,最為人所知,乃八十年代末,香港特區基本法草擬階段的政制方案蘊釀過程,查良鏞與查濟民提出當時被廣為批評極端保守的政制方案,拖延全面直選,最令吳靄儀不高興的地方,是查良鏞的意態:

「用政治手腕去探測中方想要什麼,然後夾埋查濟民,說這個是香港人要的;你知道北京要什麼,你就去配合,說這些係香港人要的……你好體察皇帝心意,你講出來,皇帝賜予你,你就光宗耀祖,皇帝就順應民意,我覺得這件事好disgusting。」

吳靄儀請大家留意《碧血劍》裏的附錄〈袁崇煥評傳〉(劉進圖寫過一篇〈憶金庸:獨裁是中國災難的根源〉,認為是金庸作品中道德境界最高的一篇。),金庸寫過,一天仍是封建制度,一天沒有民主,袁崇煥一定要死;但是現實政治裏的查良鏞、社評裏的查良鏞政治,貫徹始終,都是堅決反民主。

吳靄儀認為,查良鏞的政治很守舊,他們的一代經歷很多戰爭,追求穩定政治環境,故支持港英政府維護穩定,他是Pro香港,當年興建地鐵的爭論,他支持興建,認為錢應用在香港身上,他寫過,若把獅子山雕得更似獅子山,他都贊成;查良鏞只是贊同要保持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但他不是民主派,甚至不是李柱銘口中的「半個民主派」。

沒錯八九六四屠城前夕,查良鏞辭去基本法草委一職;但吳靄儀形容,六四事件漸淡,查良鏞並無改變,一樣覺得民主係大災難,共產黨係皇帝,你向它爭取民主,等於謀朝篡位,不會有好下場。

吳靄儀注意到查良鏞的「明君」情意結。1981年,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查良鏞,查有如遇到一個開明的皇帝,他希望輔助這位君主,要「勤王」,見鄧小平回來後,查良鏞真心相信這是開明路線的共產黨,應該全心全意幫忙。

吳靄儀指出查良鏞一直以來的盲點,他信奉自由、法治是香港的重要支柱之一,但忘記了法治不可能在專制政權下維持,沒有民主,自由法治毫無保障。

吳靄儀的問號

講座中,吳多次談到她心裏的一個大問題:「為何查良鏞,一個成就如此大的人,卻如此渴望得到建制的承認?」

吳靄儀所說的「建制」,包括政治權力最高層,也包括學院,例如劍橋大學博士學位的名銜;也包括金庸多番改寫小說,不想做一個「說書先生」,希望令武俠小說提升至「有文學價值」,大家興高采烈談論小說也不夠,為何要升格成為「金學」?去「研究」?

吳靄儀憶起《天龍八部》少林寺藏經閣內的無名老僧,金庸能寫得出如此高遠的意境,為何查良鏞會去追求一些如此庸俗的承認?

「我真係唔明白」,吳靄儀說。

席間有聽眾問到查良鏞為何沒得到諾貝爾獎,西藏專家薯伯伯談到西藏人看金庸小說,往往發現金庸筆下的西藏人,如金輪法王,都是大壞蛋,西藏人越讀越覺不妙。而金庸後來修改小說,去掉了好些今天看來大漢族主義太重的描繪,變得政治較正確。

吳靄儀謂,類似的修改,正是她對金庸小說有保留的原因:「作者自己去修改作品,令它更加政治正確,是任何時候我們不能接受的事。」她舉例,就算一個記者,一個評論人,文章寫了就寫了,不會刻意去把它改成更切合時代的思維,或改成更切合你想得到的社會地位,令它變得政治正確,「如此作品要適合諾貝爾文學獎,都幾難」。吳靄儀說,文學值得尊敬的地方,是不理會現實世界的阻力,他認為是真實的,就寫出來;如此修改,把小說變成服務個人的雄心與目標。

「天地本無完體」,吳靄儀借用了《倚天屠龍記》一句。

當然,吳靄儀對查良鏞也不乏讚譽(本文只是筆者偏向選擇令人有更多反思之內容而已),查先生確實禮賢下士,聘請了不少文人及知識分子到《明報》工作,而且容許編輯記者激烈爭辯,締造了報界少見的文化;有時吳靄儀寫的文章,與查良鏞對着幹,查先生亦不改一字。

被問到查良鏞的貢獻,吳靄儀說,有二:

第一,他的小說「咁多人睇得咁開心」,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例如她自己,無心上課,但捧讀金庸小說,學好中文,也認識了詩詞。「你得益唔該要多謝人,就算果個人唔係好人你都要多謝人(眾大笑),更何況佢唔係唔係好人,做人要恩怨分明。」

第二點貢獻,「無論他自己如何背棄自己理想都好,他居然創造了一批好堅持理想的人」,查良鏞的《明報》確實聘請了一大批很有理想的編輯隊伍,《明報》待遇不佳,令這批深受金庸小說影響的理想主義者流散到其他報章,無心插柳,成為香港報業的中堅分子。

程翔的問號

講座聽眾中有程翔,主持周保松請程翔說幾句,程翔說,他無讀過金庸,所以不識金庸,但對查良鏞則略有所知。

對查良鏞的過去,程翔有些問題,畢生大惑不解,於此寫兩個。

程翔提醒大家,武俠小說是五十年代中國在香港的統戰手段。當年主管港澳事務及統戰的廖承志出點子,為了擴大左派報章市場,特別請查良鏞及梁羽生出手寫武俠小說。查良鏞曾於《大公報》工作十年。

程翔說,這是他難以接受的地方:查良鏞父親被共產黨槍斃,他為何願意為共產黨做團結群眾的工作?甘心做統戰工具?「這是一個大問號」。

[圖片:人民網]
另一個不解之謎,乃鄧小平1981年接見查良鏞,究竟鄧對查說過什麼?

程翔說,當時查良鏞不同意中國收回香港,曾寫過,香港這麼細小為何一定要收回,蘇聯佔領中國大面積領土,為何又不收回?外交部認為,惟有等鄧小平出來「做佢工作」;鄧當年設宴招呼之後,查良鏞不再反對收回香港。

程翔一路在想,這餐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令查良鏞瞬間改變主意?有三個可能,一是動之以情,鄧小平以一國之尊宴請你,根本不用說什麼;第二,也許曉之以義,解釋國力未足以收服俄羅斯之類 (眾笑);第三個可能,是動之以利,查良鏞後來當了草委,主導政制設計。

還有,金庸小說可以在大陸流通,《明報》可以入大陸,而且獲得很多內地「獨家新聞」。

吳靄儀則回應,其實答案已經好清楚。

她叫大家看看鄧小平接見查良鏞的照片,查良鏞低頭彎腰,態度恭敬,鄧小平不只說了我是你粉絲,還張開雙手很熱情。

「有樣嘢,權力的魅力,有些人覺得我接近權力,受到權力的青睞,已經很重要……」吳靄儀說:「這是傳統讀書人要青史留名,好普遍的心理,你現在仍然看到有些人,諗嘢幾掂,頗有原則,唔知乜嘢特首或特首手下同佢好啲,咁就會行咗過去對面……

要青史留名,習慣拜倒於權力,是幾千年來中國讀書人的迷障。

執筆之時,又見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恩澤時刻,習近平接見港澳名人巨賈,高度評價;權力之魅影,迷倒眾生,萬試萬靈。

感謝金庸,締造了一個醉人的幻想世界;感謝查良鏞,讓我們體察人心,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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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自道:明報星期日生活:金庸‧查良鏞


Monday, November 12, 2018

大館的隱喻





「大館」是什麼?它是殖民地年代初期建成的警察總部,它是留存至今香港最大歷史建築群。

「大館」是什麼?它不只是警察總部,還有域多利監獄,還有當年的中央裁判處。簡單以言,就是大館宣傳品與展覽品反覆傳頌無數次的「特色」:大館是集警署、法庭、監獄於一身的「一站式」權力機構,由拘捕、審判到監禁,「一站式」服務,集中一地,建築物之間有秘道,一切圍牆內解決,方便、快捷、有效率。仿若偉大祖國公檢法系統集大權於一身,閂門打仔又一切依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殖民管治,在歷史長河中遙遙呼應。

我參觀過大館,兩次。兩次都是因為帶外國朋友遊覽,兩次都有一種莫名的詭異感覺。

「大館」是什麼?它是香港最新打卡點,它是一個博物館,它是一個展品仍然停滯於以展版、仿製品與模型等中古時代手法去表達歷史的所謂活化古迹,更確切一點說法應該是,它是以活化古迹為包裝的一個高檔食肆酒吧混合體。

「大館」也是最新文化蒲點,它有一個現代美術館,館內最吸引人瘋狂留影的,不是任何展品,而是一條聽說「好靚呀好特別呀」的螺旋樓梯地標,我靜待人群中的一條空隙,探頭靜觀三秒,它就是一條樓梯。

「大館」是什麼?昇平粉飾下,它是文化監獄、思想囚籠、自由枷鎖。

作家馬建一本諷刺小說《中國夢》,足以惹得大館主事人,以「不願大館成為任何人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企圖踢走一早安排好的文學節講座;最後雖然急急轉軚,但仍然堅持其所謂不能促進任何人「政治利益」的說辭。

倒想問問,若有一天,貨真價實的習近平來大館講「中國夢」,主事者會否以「不願大館成為任何人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拒絕他的活動?會否要求習近平表明他談中國夢不涉「政治利益」?特區政府一眾政治任命的官員,去大館剪綵發表談話,拉了關係,得了曝光平台,當然也屬「政治利益」一部分,是否全數禁絕?

論自我審查,論主事人在權力當前跪低的奇技,大館總監這位簡寧天也許是洋人,可能學藝未精;要坐穩這位置,請仿效一眾特區政府官員對付外國記者協會副主席馬凱的造詣,盡用權力,不解釋理由,然後說我有權,我依法,不影響自由。這時代,緊跟權力的奴才,要讀懂主子的拈花微笑,要深刻領略紅線的動態,要把自我審查靈活運用把一切危險撲滅於萌芽階段,紙包不住火時則要堅定不移政治過硬死不認錯,就能胡混過關,更上層樓。

我想起了大館詭異感覺的來由。

權力高牆交錯之間,配置奢華餐廳,豐衣足食的囚牢中,燈影燦爛;舊日域多利監獄牢房展館,訪客們身處囚籠,茫然無感,笑騎騎快樂自拍。

大館是什麼?它就是香港的時代精神。
 
大館裡的監獄展館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Wednesday, November 7, 2018

援助之困惑:子女成群,如何扶貧?




探訪坦桑尼亞農村婦女,總要問問她們基本資料,有幾多子女,之類。

答案:八個、十個、九個,最少也有五個孩子。

嘿,生那麼多孩子,豈不是多多援助也不夠?

抱着這個問題到處了解。一位樂施會當地的大姐大說:「很多婦女不會避孕,因為一避孕,有些丈夫會說:你為什麼避孕,你是妓女嗎?」文化如此,不易一時三刻改變。

大姐大又說,農村家庭也有實際需要多生孩子:「生孩子就是他們的social security (社會保障)。」

我們城市人,雖然沒有全民退保,但大部分人有強積金、老人金,積蓄用盡還有綜援,不算很多,但餓人唔死;香港人生育率幾乎全世界最低,早已忘了早兩代人還是子女滿堂養兒防老。不過在非洲偏遠的窮鄉僻壤,養兒防老仍然是僅有的「社會保障」,坦桑尼亞婦女生育率是每位婦女生5.02小孩,略為高於非洲平均。


再問清楚他們子女在哪裏?雖然很多農村婦女生了八、九個孩子,但總有孩子夭折了,有些是女孩,會嫁出去,剩下三兩個男丁,也未必個個生性,也未必在身邊;不想孤獨終老無依無靠,看來生五六七八個孩子,未必太多。


生咁多,夠食嗎、夠住嗎?坦桑尼亞西部一帶,地不缺,倒是因為旱季長、水利設施不足,耕地不容易開墾,故更多勞動力或許有利發展。

至於糧食問題更不是問題,這裏盛產木薯與香蕉,木薯粗生,又可以長期貯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亦早已有力論述,近代饑荒的成因並非糧食短缺,而是政治體制失效、訊息不能自由流通、新聞自由受壓等等原因,令食物運輸及分配長期出現阻滯才導致饑荒。

此外,交通基建的配套增加、水利設施之完善,縱使糧食沒增加,也會令饑餓減少,因為消耗能量較少了 (Banerjee & Duflo, Poor Economics, p.70)。試想想,若村落裏有一口井,或有公用水龍頭,婦女不須隔天步行一兩小時去河谷打水;若村落附近有學校,兒童不須每天來回步行兩三小時上課下課,自然可以為身體省卻能源,吃少一點仍然龍馬精神,而且可以騰出時間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Poor Economics 一書,也談了不少相對富裕的城市人對窮鄉僻壤的誤解,如覺得鄉下人懶惰、蠢,有好嘢都唔識用。

好像食水衛生,鄉郊地區食水容易受污染,人喝了出現痢疾,尤其影響兒童發育,預防方法很簡單,加清水丸或加氯就可以;但以贊比亞為例 (Poor Economics, p.46-48) 98%人知道有清水丸可解決問題,但只有一成人使用。清水丸在當地商店有賣,很容易買到,價錢很便宜,只是一般家庭每月花在食油上六分之一的錢。本小利大,為何不用呢,於是自有人得出他們「太懶」的結論。

Poor Economics 一書叫大家嘗試體會窮人的處境,城市人如我們,其實是一群受保護動物,很多事情不用我們費心力,已有人代勞。例如食水,我們扭開水龍頭,湧出來的水基本上可以直接飲用,乾淨衛生,不須傷神再清理。現代城市人享受的這種「家長式照顧」,已經植入了我們生活每一部分。試想想,如果你要隔一兩天就要花一兩小時去打水,回來後還要緊記落清水丸潔淨食水,你會否一定記得去做?用完會否記得去買?會否覺得食水一向相安無事而嫌麻煩?又試想想,每天要花時間為用水張羅,我們的人生會浪費了多少青春,這些時間用在別處,其實是人生寶貴的資產。

建設水利工程,不只是提供食水,更能保障健康;不用長時間步行取水,省下村民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增加生命的可能性。



樂施會於坦桑尼亞西部村落的水利工程
樂施會在坦桑尼亞的大姐大說,他們擅長的正是水利工程。那麼,有沒有做減少生孩子等「家庭計劃」工作?

大姐大說,在部落社會,婦女對生育往往沒有選擇權,她們想避孕也未必能過丈夫一關,歸根究柢,是父權社會的文化傳統。樂施會在坦桑尼亞很多發展項目皆針對婦女 (見前文:見花不是花,不只是扶貧的扶貧 )、讓她們有點經濟實力、鼓勵她們自己爭取權益;世界各地的經驗證明,婦女「充權」後,例如學業時間較長,掌握較多經濟工具,生育孩子就自然較少。

移風易俗,沒有一蹴而就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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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行之八)

筆者此行以樂施之友身份自費到坦桑尼亞。1110日,本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攝影師高仲明與本人將有一場分享會,歡迎各位報名參與,報名表格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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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荒原一碌柱

Tuesday, November 6, 2018

念陳明銶教授


[製圖:立場新聞]
我不是陳明銶教授的弟子,他是歷史學家,我是記者,卻有緣在史丹福大學校園相見,還成為了他的司機。

十多年前有幸在史丹福大學遊學,穿梭不同教室,聆聽來自五湖四海的學者演講,席間碰到東亞研究中心的陳明銶教授,遂上前自我介紹;他二話不說,帶我到胡佛研究所的咖啡室,一談就是半個下午。當然,大部分時間是他滔滔不絕,我一般只能在他飲一口咖啡的空檔插插嘴。

他身在彼邦,一直心繫香港。史丹福大學雖然有不少香港留學生,但有興趣人文、歷史、政治的,畢竟是少數;我們有談不盡的共同話題:香港。

教授在   Palo Alto 與年邁的母親相依為命,生活樸素,住在加州竟然不駕車;於是,以後每一兩周定期見面飲茶後,總會順道一起去超級市場入貨。他是格價專家,擅長用最便宜的價錢買他口中「骨子」的食品。

陳明銶八十年代回來香港,在港大歷史系任教,九七後他重返史丹福大學。他是「舊時代」的人,不懂打中文字,要找學生代勞;也不用智能電話,不用社交媒體,勉強發電郵,大字小字混雜,看得出是東拼西湊吃力地貼在一起,談的事都跟學術會議和記錄歷史有關。

他可能是世上唯一還會打長途電話找我的人,我要懺悔,有時我很怕接到他電話,因為他長氣,一開口,寶貴的半小時就轟轟烈烈地燒掉。

教授體態上重下輕,走路有點蹣跚,狀態不好時,走一段小路要停下休息,我常不自覺靠在他身傍,怕他跌倒時可以扶一把。然而,每次演講,他走到講台上,可以立刻變得聲如洪鐘,眼神凌厲,罵人時可以咬牙切齒、說笑時有如老頑童,講道理時抑揚頓挫節奏鏗鏘。每次聽他談香港史、華南史、香港身份的形成、美國政局分析,都覺得獲益良多。

數次聽他演講,他從自己家世談起,看似離題萬丈,旋即話鋒一轉,連結到民初歷史、嶺南文化、香港人身份,以至   Chinese diaspora,故事生動鮮明、概念統攝精準;每個人的生命,就是大歷史的一部分,他沒有一般學者的生硬離地,也不拘泥於拋書包以高深理論與晦澀難明的詞句嚇人。我當記者時,每次遇到他回香港,總找機會做訪問,他見識廣博,觀點清晰、表達生動,有例子、有故事、而且一針見血。

在史丹福大學的一年,曾因為要當陳教授的司機,載他去參加活動,而錯過了與美國同學的聚會;有位率直的美國同學很不客氣地問我:你來美國不是為了和我們這群同學一起,多互相認識嗎?為何常和香港人混在一起?

我無言,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那大概是,難得遇上一位善良、真誠、體貼、學識淵博的老人家,這已經成為我加州生活的一部分。

陳明銶教授一直關心香港,雖然遠在地球另一方,香港新聞與政壇動態他瞭如指掌;一年多次回港,都有延綿不絕的學術會議與朋友飯局。

教授也是孝順仔,他一直與母親同住加州,九十多歲的母親看來還精神,但近年因為不方便上落樓梯,搬到了老人院。教授每天探望,用一兩小時陪阿媽吃飯,風雨不改;他說過,由於要照料母親,每次回香港,都不敢逗留太長時間。

最後一次見陳明銶教授,是去年秋天,在加州。

深秋微涼,一場餞別晚宴,告別時,餐廳門外,天下着毛毛雨,看得出教授累了。他也說,這幾天的學術活動太傷神,以後應該不會再辦了。豈料真的成為絕唱。

去年十一月的加州,陳明銶教授一手策劃了「香港特區成立廿周年」加州學府巡迴研討會,我有幸參與。

這個研討會非同小可,和我同行的一位學者說,他向本地學校申請機票補助時,行政人員很奇怪,有這樣的研討會嗎?

憑教授之江湖地位,連續三天,先後在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的柏克萊分校及洛杉磯分校各一場。學術會議也有「巡迴演出」,而且連續在三家著名學府上演,聞所未聞,只有   Ming Chan 想得出,又做得到。

陳明銶以   Ming Chan 名號行走江湖,左中右都有朋友,去年是回歸二十年,出師有名,請來曾鈺成、戴耀廷、程翔與當時的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王後來臨場缺席,只發表錄影演講)及一眾學者遠赴加州。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完成不久,談香港傳媒的「結構性審查」,難得有機會回到加州走一趟,在知名學府上宣講,當然欣然赴會

在史丹福大學和其他大學,沒有所謂退休年齡,Ming Chan 也從來不求名份,掛着研究員的名銜,他亦不需要如今天眾多學者一樣,要以成功申請巨款資助、舉辦學術會議或撰寫論文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去爭取終身聘用。

Ming Chan 無須玩學術遊戲,一直以來費盡心力,只為把香港研究帶回到國際視野,也是為了提攜後輩,讓他們有更多發表機會。

那一夜,加州告別前,他又遞來兩本厚重的彩色粉紙印刷舊旅遊書,一本是馬爾他、一本巴塞隆那。他以前常坐郵輪周遊列國,近年為照顧母親,甚少出外,家裏藏書一直找人要送。他知道我無心學術,喜歡旅行,於是每次我到訪加州,他總會藉機清理他的小儲物室,找些舊版彩色精裝圖書送我。

說實話,要旅行的話,上網資料既新又齊備,沒有人看這種「骨子」的旅遊書了;每次拿在手,我不好意思拒絕,結果都要揹着教授的心意回到香港。家中每次清理書架,這些都是我很想扔掉的書,每次思前想後不忍心,又放回原處。

書架上的舊書,都不是書,是回憶;從今以後,這批書,再沒有丟棄的理由。

最近閃念一過,好像很久沒有教授的消息。電郵傳來,他在三藩市機場心臟病發離世。

那天,他正在候機室,等候回到香港的航班。

*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合併加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