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抉擇，也是每個人的抉擇；七十年前去與留之間的掙扎，也是今天很多香港人的迷茫。
史學泰斗余英時去世，我才有動力拿起《余英時回憶錄》來讀，他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圓形廣場上的新亞畢業生名錄，他排第一，讀他的回憶錄，才知道他在人生幾個關鍵時刻，都與香港有莫大淵源，歷史在重演。
第一個關鍵時刻：一家人去留的抉擇。
大時代中，是留是走，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考慮。
1949 年，當時共產黨已經佔領北京，國民黨敗退台灣，上海陷落只是時間問題，繁華消逝、大地變色，已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在中國的資本家、知識人，究竟走或留？走，代表連根拔起，不知歸期，生命軌迹重新 reset；留，則是一場大冒險。而 1949 那一年，除了東北以外，翻天倒海的殘酷戰爭沒有發生在大城市，城市人所見，共產黨表現開明，提出「新民主主義」，召集各黨派名人志士，共商國是，問題在，你如何判斷共產黨的承諾。
余英時一家書香世代，父親是歷史學家，當時家在北京，父親決定帶家人離開，逃難台灣。問題是一家很窮，在北京有些少房產家當，要處理要變賣，很多東西，帶不走，也不能一時三刻狠狠切割。
結果，一家人先坐船到台灣，留下余英時一人，那年，他十九歲，是家中長子，負責善後，處理家當。當時已有心理準備，這是生離死別；事實上，當時很多家庭就此分隔兩岸，相隔大江大海，數十年不相見，就因為那些放不下、帶不走的家產。
世事難料，余英時父親到台灣，即發現寶島不宜久留，一來生活艱苦，二來戰爭有可能打到台灣，一家人結果轉移到香港。
香港，一如唐君毅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所言，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當年的史家與讀書人夢魂神州，看不起香港的鄙陋，東南亞國家則到處排華，來香港辦學的唐君毅慨嘆「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此」。
為何要來香港呢？當年放眼方圓千里，一方是共產黨，一方是國民黨，皆屬專政，惟香港殖民地一隅，竟已是相對安穩之地。余英時寫道：「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
當時，余英時在共產黨治下的北京要循正式途徑到香港，已經甚為困難，「香港」二字，屬申請表上的敏感詞。余英時得人指點，填寫資料時，不填「香港」，目的地寫「九龍」，而他父母的確住在九龍青山道，結果蒙混過關，來到香港。
第二個關鍵時刻，踏足香港一刹那感覺
有關余英時那「恐怕還不到一秒鐘」的感覺，很多人寫過，《回憶錄》中，余英時有幾大段的反思。
地點：羅湖橋上。
有些《余英時回憶錄》中的文字，要原句引錄：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零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
「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我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精神異動？」
余英時稱之為「精神變異」，大概就是一種有點宗教性的「神秘經驗」吧。他解釋，當時對香港並無特別感受，余英時記憶中，讀過不少文人寫過，遠赴香港，為「吸取自由空氣」，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普通感覺，但余英時說，他當時完全沒有「香港」象徵「自由」的意識，來香港時，他是準備在寒假中和父母重聚一次，然後返回北京繼續學業，完全沒有長期留港的念頭。
難得來到香港，為何想回頭？因為余英時剛加入了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青團前身。
余英時反思，他當時患上「左傾幼稚病」，曾經有朋友到北京，跟他談到共產黨人在南方農村的暴虐，他不相信，更大罵友人，後來才知道真像，非常慚愧。
為何「左傾」？要略談當年的政治環境。
曾幾何時，共產黨大張旗鼓「反對一黨專政」、也高舉「民主」與「新聞自由」，由抗日戰爭到內戰期間，對內為了籠絡人心，批評國民黨專政，繼承五四運動的民主自由道德高地，對外則為了爭取美國支持，打國際線，這些口號在知識青年中甚具感染力。共產黨宣告奉行「新民主主義」，強調聆聽其他黨派聲音，未建國已成立的政協前身，包容各黨派、學者、得到不少知識人的支持；新政府中，很多國民黨官員留任，令打生打死得江山的共產黨人甚覺不快，但毛澤東當時批評同志們的「關門主義」不要得，政府要容納各黨派人士。
余英時認為，當時很多青年人「所信奉的主要還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似乎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只是當時不願承認或不自覺。
「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他如此解釋那一秒鐘的感覺。
這種「精神變異」，或許很多香港人有共鳴。每次從大陸回到香港，踏過羅湖橋，那種香港的「自由氣息」，很真實。
例如，筆者記者生涯中，多次在內地採訪，被公安追趕，為了保住錄影片段，飛車到羅湖，匆匆過關，每次踏過羅湖橋，踏入香港境，就有一種逍遙自在、空氣清新、心頭一鬆的感覺。
可能，這就是自由空氣的味道。
不過，以上余英時有關那一秒「精神變異」的反思，是在後來重新思考的結果，當時那一秒，並沒有阻止余英時回國貢獻的決心。
第三個關鍵時刻：天意弄人的一次壞車
回港團聚數月，余英時決心回北京繼續學業，「為自己國家盡力」；他告別父母，坐火車準備到廣州轉車，豈料火車中途在東莞附近的石龍故障，滯留四、五小時，錯過了接駁到北京的班次。「但就在石龍這幾小時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場極大的變動，使我根本懷疑回北京的決定是錯誤的。」
壞車當刻，有如一次上天啟示，余英時想起了在香港生活艱困的父母，覺得自己太自私，為個人興趣，完全沒有考慮到父親年事已高又難以在香港找到工作的處境，遂感「愧悔萬端、汗淚並下」。他又想到自己一心為國家盡力，實則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什麼為中國盡心盡力？」
還有，當時韓戰已爆發，內地鎖國，余英時明知，此番一別，可能是「不折不扣的生離死別」，「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悔心大起」。
一轉念，他決定折返香港。
余英時寫道，這決定，是「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永不能忘」。
當時的余英時當然未知道後來的發展，韓戰戰事激烈之際，美軍臨門亦引發中共的生存危機，戰爭激起群眾的愛國熱情，共產黨鞏固了群眾支持，更順勢掀起建國後第一波反革命運動，清算外資企業或與外國有聯繫的人，清洗政府內的舊國民黨幹部，打擊認同國民黨、外國強權，或先前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人。
火車上，余英時作了最終決定，他寫道，當時「心中只有一片平靜與和暢」。
於是，他留在香港，在新亞書院讀書，師隨錢穆及眾多南來避禍、滯留香港的知識人，發現一個新天地。
第四個關鍵點：重新發現香港
新亞書院的生涯中，余英時活躍於學術圈子，出乎意料，他發現，香港彈丸之地，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人」，他們「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這批知識人數以萬計，既批評共產黨，也不容於國民黨，卻在香港找到一方淨土，自由討論，出版刊物，針砭時弊，連國民黨都要審查的刊物，殖民地香港都可以容忍。余英時眼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
他概括：「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流亡香港的數以萬計知識人，「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這一切，發生在殖民地下的香港。
曾經，香港有位董伯伯說過一句話：「國家好，香港就好。」這句話放諸歷史長河，靈驗的時間似乎不多。
當年流落香港的，不只余英時口中的「知識人」（他反對用「知識分子」四字，因為「分子」二字，歷年來被「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鬥爭語言污染。），還有南來的上海資本家，他們帶來資金與技術，逃難的百姓，紥根香港，他們成為香港新一代的勞動力，國家形勢壞透，逃難香港，才令小島一隅，能談得上「獅子山下經濟奇迹」之「好」。
而很多機會，亦因國家之亂，轉移到香港。
哈佛大學的燕京學人計劃，每年都提供獎學金，選拔中國的年輕學者到哈佛進修，以往所有名額都給予內地學者，但自從中國變色，這些機會，都流落到香港與台灣。
就在香港，余英時抓著了機會，被哈佛的燕京學人破格錄取，留美進修，貫通中西，成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術泰斗。
這是余英時，一個人，大時代激盪中，去與留的故事。
歷史在重複，但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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