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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陜北 |
前輩程翔發文，認為美國社會半世紀以來，對紅色中國產生幻想、政界知識界屢屢誤判，追本溯源，同當年美國記者斯諾到陜北採訪寫成的《西行漫記》那一輩左翼知識分子很有關係。
當年毛澤東帶領完「長征」，躲到陜北安頓，初建共產主義烏托邦；斯諾深入紅色根據地，採訪三個月，寫成報告文學 Red Star Over China （《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為《西行漫記》），無疑燃起一代西方人對火紅中國的憧憬。日本歷史學家石川禎浩出版的《「紅星」是怎樣升起的》，追溯上世紀三十年代毛澤東冒起時，他在西方傳媒中的形象，有近半內容有關斯諾的故事。石川禎浩反覆探問：斯諾的寫作過程有沒有受審查、有否自我審查、有沒有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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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學出版社：《「紅星」是怎樣升起的》，石川禎浩著 |
斯諾的報告中，對如何獲得安排諱莫如深，曾記載是北平的中共地下組織用隱色墨水寫介紹信，製造一個勇闖「赤匪巢穴」記者的印象。當年共產黨新建的陜北根據地，於外界猜想中，是詭秘危險的龍潭虎穴；當年駐華記者圈子曾傳出斯諾途中遇害的消息，故斯諾回到北平第一件事，要公開露面澄清，變成了新聞人物。
任何可以「講一世」的採訪故事，必有天時地利人和，斯諾成為深度採訪毛澤東第一人，首先是碰上了一個絕佳時機，毛澤東長征後於陜北建立根據地後的 1936 年，國共準備聯手抗日，局勢稍穩，毛澤東亦需要對外宣傳他的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而斯諾當時已在中國八年，採訪抗日救國運動時，與共產黨人建立了良好關係。
石川禎浩記述，斯諾對共產黨有強烈好感，但又不屬於任何左翼黨派。看來這種「偽中立」對共產黨最有用，也是他獲信任獲採訪三個月的原因。斯諾的寫作，有沒有被共產黨審查？石川禎浩追查，發現斯諾曾給毛澤東確認其採訪筆記，但主要是因為言語不通，為了確認翻譯是否有誤；《西行漫記》過半內容是斯諾回到北平後寫，故共產黨難以檢查。一些記錄亦可見，毛澤東曾要求斯諾把整本書在陜北寫出來，似乎是要監督他落筆，但被斯諾拒絕。不過，斯諾回到北平時，很多在延安採訪過的共產黨人，又轉頭要他不要發表，當中斯諾曾刪除了一些周恩來等人揶揄嘲諷國民黨的話，因恐破壞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
石川禎浩認為，「在事關記者的職業操守時，斯諾是從不妥協的。」但無疑斯諾對共產黨有極大好感，在陜北與共產黨人相處融洽，輕信延安的理想新社會，而質疑警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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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毛澤東在北京接見斯諾 |
諷刺的是，《西行漫記》於西方一紙風行時，其中譯本早已消失於中國，因為只是廿多年後，毛澤東革命前曾慷慨陳詞所承諾的民主自由，已經變成謊話，書中人物，很多亦在政治鬥爭中倒下。
歷史由勝利者所寫，《西行漫記》已經不合時宜。斯諾去世前，於1970年重訪中國，會晤毛澤東，官方傳媒只形容他是「美國友好人士」，絕口不提其背景。斯諾遺孀曾言，斯諾目睹文化大革命，與當年的美麗圖畫有巨大落差，感到「難以理解」、「十分傷心」。
陜北的三個月採訪，定義了斯諾的一生。究竟他晚年時重訪中國，目睹共產主義烏托邦實踐的真面目，有何感想？據石川禎浩的考究，斯諾沒有白紙黑字寫過，剩下的就似乎只有他遺孀的片言隻語。不過，石川禎浩相信，斯諾應該從未感到自己寫書時受到毛澤東或共產黨欺騙，否則，就等同否定了《西行漫記》的價值，也同時承認了自己作為記者的人生，毫無意義與自豪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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