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早年所編的《香港的憂鬱》，記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內地文人筆下的香港，最近重讀，只覺情節太熟悉，歷史總在不經意處緩緩拐彎，竟而回到起點，重演那不能逃避的宿命。
當年愛國文人，視香港為「野孩子」，受西方價值「奴化」之地。抗戰之前，中國尚算穩定，曾有一段時間，上海發展光茫掩蓋香港，上海人楊彥岐移居香港，如此描述：
「從上海到香港的人都會有兩種感覺，一是地太小，二是人太笨。每天中午十二時許，上海外灘至日昇樓的那段，汽車的偉觀，是香港所沒有的。國際飯店的廿四層高樓，還是香港人之夢想。香港也有跑馬地，但比起上海之跑馬廳，簡直是一塊小草場。近三年來，上海有什麼，香港便也想有什麼。甚至於上海有百樂門舞廳，香港也要來一家，雖然香港的這家只及到上海那家的百分之一二。」
楊氏眼中，香港人品味低，嗜讀「鹹濕小報」，愛賭馬，又不懂吃：「連豬肉也不會吃；祇會吃叉燒」。他最看不過眼酒店侍者的衣著：「他們永遠穿了黑色紮腳管褲子，白色的侍者制服……在外國的中國人，當然應該是這一付奴腔奴調……」
諸多忿恨，又為何老遠跑到香港長居？楊氏道出的理由：「自由空氣比上海討人歡喜得多」。書中引錄當年文人的篇章，持此見者，不在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