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7, 2012

藍皮書另類閱讀



區家麟|絢麗荒涼    (本文7/12/2012 刊於《信報》)



路過書店,遇上話題作品《香港藍皮書》,原來仍在書店流通。繼《中國模式》手冊成為國民教育爭議升溫轉捩點,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出版的《香港藍皮書》因內容失實,又勞動浸大校方調查。

「香港藍皮書」不單是書名,名字旁有R標記,也是版權註冊品牌,封底強調「權威機構.品牌圖書.每年新版」,又介紹「藍皮書」一詞,借自英國議會傳統,泛指「具有權威性的綜合研究分析報告」。

出事的一段,出現在篇末有關教育的改善建議,作者多番論述香港大中小學設立的通識教育,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研究所已承認此段有「不正確陳述」並致歉,隨手翻閱此書,資料陳述外,多有智囊式的評估與政策倡議,非純學術理論刊物。

書中談到七一遊行,早年「非常和平」,但近年部分示威者激進行為升溫,文章評估七一遊行「……未來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極可能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和營商環境」。(171)

《藍皮書》點名批評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向反對派「輸送政治獻金」、「令公眾一再失望」(184);評價擴大問責制時,認為副局長角色乏善可陳,舉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在替補機制爭議一役中,「未能發揮遊說和探聽民意的角色,又不能影響政府內部取消這個令大部分市民反對的安排,令政府因被迫延長諮詢而非常尷尬」(166);《藍皮書》亦評論到中央政策組工作,提到前首席顧問顧汝德,目前仍在香港大學以訪問學者身份「滯港」(158),「滯港」一語,頗為獨到。

近日中央政策組大展拳腳,向大學教資會收回每年二千萬的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審批權,引來「利益輸送」質疑。原來《藍皮書》早已指出,這項早於董建華年代提出的研究撥款,「所支持的項目基本上都是學術研究,對政策決定幫助不大。」(158)

「學術」有多種,求知求真,宗旨一樣,但方法不同,焦點有異。優秀的學術研究,重理論傳承創新,也重實際應用,天馬行空的想像,也能與現實環境呼應;由政府官僚架構主導的研究,重學術的「工具性」,各種研究以服務政府需要為主,翻查中央政策組近年主動做的研究,範疇多為粵港融合,以兩地的經濟、教育、人員交流為主,服務政府的施政藍圖。

這類型的行政式研究 (administrative research),當然有其價值,因為政府決策需要數據支持,也需要前瞻的洞見;但由於錢在政府手,議題由行政部門擬訂,政府主導了研究範圍,不少學者會視之為雞肋。早於半世紀前,美國社會學者C. Wright Mills在其經典著作《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中已提出,這種「行政式學術」,議題細碎化,刻意以科學及數據包裝,避開政治爭議。政府的錢,能養活一群「研究工作者」,久而久之,學術界被牽著鼻子走,以服務政府取態為己任而不自覺,學者變成技工,只重實用,缺乏建構理論與反思現況的動力。

我們相信,學術界有尊嚴有操守,不會為奪得研究經費而迎合政府、扭曲研究結果;但由政府主導研究議題,自然而然,會轉移學者的研究注意力,範圍狹窄,也規限了專家學者的參與。例如中策組認為粵港融合的細節急待研究,誰最有經驗最有資格?當然是有往績的。誰過往有這方面研究?少不了梁振英與邵善波一直以來的智庫智囊與友好。若日後外判研究撥款被質疑,中策組可振振有詞說:因為他們是專家。

Mills曾言,這種「行政式研究」會孕育出一群「學術界大佬」,他們因為有辦法拿到研究資源而呼風喚雨,但談到研究成就而言:「這種人活著的一天,都是學科裡最顯赫的人物;但他死去兩星期後,無人會記得他。」(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09)

中央政策組擴權,過問諮詢架構人事、包攬政策研究,都是一箭雙鵰的妙著。一來香港的公共政策研究,確實要加強;二來弱勢政府要抓權,不能太過明目張膽。由中策組主導人事任免與研究撥款,籠絡支持者,明正言順建立政治資本與網絡。

內地歷史學者朱學勤形容內地的政治體制,舊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Marx-Leninism),開放改革後是市場列寧主義 (Market-Leninism),共產主義理想早已煙消雲散,剩下不變的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精粹,正是黨管軍隊、黨管組織、黨管傳媒。香港一地,「組織」這一塊,梁振英政府盡用支配行政資源的優勢,建立管治網絡;最新一著,乃有意向各區區議會各撥一億,「地區問題,地區解決」,相信無人反對,既能滿足由建制派主導的區議會之訴求,亦能鞏固地區樁腳,一舉兩得,是聰明一著。

香港多元,學術研究只要忠於事實,推論合理,也不應拘泥一格,學術成就自有公論。《香港藍皮書》類型的研究報告不妨存在,「行政式研究」也是政府所需,中策組大可收回那二千萬元的撥款審批權自用,但特首梁振英可否考慮,對學術界如同對區議會一樣慷慨,日後額外撥一億元給教資會,增強香港的社會政策研究?如此這般,既能推動學術界更具前瞻性的探索,亦能展示撥款公允,略為避開「益自己友」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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