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12, 2012

讀一讀《香港藍皮書》



前幾天路過書店,發現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出事之作《香港藍皮書》仍在書店流通。有幸得此奇書,公諸同好,由封底開始,一起閱讀。

為何從封底開始閱讀?因為有《藍皮書》的概念宏圖,多番強調本書之「權威」。車公靈簽有云:威人威威不是威;「權威」二字充斥,通常就要小心。


「香港藍皮書」不單是書名,名字旁有R標記,也是版權註冊品牌,封底強調「權威機構.品牌圖書.每年新版」,又介紹「藍皮書」一詞,借自英國議會傳統,泛指「具有權威性的綜合研究分析報告」。

最出事的一句,乃謂此書是「薛鳳旋教授主編,業內權威專家學者共同撰稿」。

浸大的調查報告認為,撰稿者根本不是公認的專家:

「具名的撰稿者僅為薛教授本人及其下屬,而其下屬為其研究團隊成員,並非公認的權威專家。薛教授解釋,該書沒有邀請專家撰稿是基於時間緊迫而應出版社要求採取的權宜之計。他提及一封出版社發出的電郵,內容為要求有關書冊須納入不同專家的意見,但電郵內容並無顯示出版社基於時間緊迫而要求略去專家的意見。《藍皮書》欠缺「業內權威專家」的參與,和封底的說明並不相符。」

從封底倒轉翻閱,遭中大投訴的一段,出現在最後一章有關教育的改善建議 (p.206)。事關重大,全段引錄如下:


「在學科的變動上,大學與中小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外,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

此段落有如天外來客,缺乏前文後理,儘管早前的篇章,有少量批評通識教育的文字,但其理據不足以下此結論,而這些嚴重的指控,並無提供資料出處、索引或補充解說。早前讀此段,已覺得奇怪,調查小組的報告詳細揭露:

1. 此段落於20119月,所長薛鳳旋口述,由其他人筆錄,後來再由薛鳳旋編輯。
2. 於口述階段,有關通識教育及對中文大學的指控已出現。
3. 後來經過多番修改,刪除了具名指控另外一間XX大學,但仍保留上述文字。
4. 英文版後來刪除了具名指控「中文大學」,改稱「本地某大學」。
5. 最奇怪的是,20126月,新書發布會的新聞稿上,也有指控中文大學的文句。

浸大的調查謂,薛鳳旋一直未能提供確切及可信的資料來源,確認資料為真。

浸大的調查亦開宗明義,以學術操守的基本價值,衡量《藍皮書》:「浸大十分重視學術文章的真實性,並確認五項關乎學術操守的基本價值:誠實、信任、公平、尊重和負責。」

一直以來,坊間常見這樣的「類學術」書刊,以學術包裝,個人意見味道較濃,今次因為有「誣衊」成份而遭關注。撇開失實部分,若以嚴格學術規範視之,本書除了圖表有引述資料來源,摻雜了很多個人分析,分析過程中,少有引述資料來源充實理據或註明資料出處,全書亦沒有參考文獻部分。若本書屬個人評論,月旦時事,只要忠於事實,並無不可,但視之為學術刊物,則有很多有趣之處。

p. 166 評價擴大問責制時,認為副局長角色乏善可陳,舉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在替補機制爭議一役中,「未能發揮遊說和探聽民意的角色,又不能影響政府內部取消這個令大部分市民反對的安排,令政府因被迫延長諮詢而非常尷尬」似乎理據不足,亦欠全面。



p.163 2003年,三名問責官員「在極特殊情況下而不是因被指犯錯而自動辭職」

p.185 把香港政黨分為「愛國陣營」與「反對派」,並不嚴謹。
此表格之「得票率」,應為「得勝率」之誤

p.181 對法援處制度及大律師之質疑,若詳加引述資料,並註明出處就好了,我都想知。

p.171 書中談到七一遊行,早年「非常和平」,但近年部分示威者激進行為升溫,文章評估七一遊行「……未來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極可能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和營商環境」 個人意見色彩濃。



p.158提到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顧汝德,目前仍在香港大學以訪問學者身份「滯港」,「滯港」一語,頗為獨到。若另有所指,理應明言。

p.158 近日中央政策組大展拳腳,向大學教資會收回每年二千萬的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審批權,引來「利益輸送」質疑。原來《藍皮書》早已指出,這項早於董建華年代提出的研究撥款,「所支持的項目基本上都是學術研究,對政策決定幫助不大。」



翻開本書第二頁的編委會名單亦有問題。

日前蘋果日報報道,編委會主任三人當中,周明偉是直屬國務院的中國外文局局長、中共黨員,謝壽光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查與研究中心副主任。但英文版的編委會主任,並無兩人名字。


調查小組亦關注作者及編輯的身份:

「該書的中文版並無註明作者,此外,被指為編委會的五名成員中,三人從未獲諮詢,亦從不曾表示同意將其名字刊登為編委。第四位人士則對刊登其名字的做法表示異議。」

「中英文版應只是語文上的分別,惟在中文版被列作編委的兩人,在英文版的封面上卻被列為作者,排在第一作者薛教授之後。兩人表示不情願被列為該書的作者,其中一人曾向薛教授表示強烈反對,並要求刪除其名字,該名人士其後辭去研究所的職務。這在在顯示薛教授漠視下屬的顧慮,將他們列為作者或編委。薛教授解釋,根據英文版出版商建議:由於英文版會在海外銷售,註明作者有助銷路,故將「編輯」改為「作者」。調查小組認為此解釋欠說服力,相關人士的參與程度跟書上名字的列示不一致,顯示他漠視通行的學術慣例。」

即是說,似乎有薛教授的下屬,極不願意其名字被用作英文版「作者」,走到「辭職」這一步。

浸大的調查報告很詳盡,細節交代分明,值得一讀,不贅。

總的而言,報告確立了,《藍皮書》對中大通識教育之指控乃出自所長薛鳳旋之口述。而且他有錯不改、有錯不認、並諉過下屬;處理資料、編審作者名單,不合學術界常規。

而今問題在:為何薛鳳旋教授,能坐到這個位置?他的資金從何而來?香港的學術界,還有多少個薛鳳旋?

又記起,美國社會學者C. Wright Mills半世紀前在其經典著作《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中提到,靠攏政府的研究議題,能得到大量研究資金,這種研究會孕育出一群「學術界大佬」,他們因為有辦法拿到研究資源而呼風喚雨,但談到研究成就而言:「這種人活著的一天,都是學科裡最顯赫的人物;但他死去兩星期後,無人會記得他。」

願互勉之。

(本文部分內容節錄自7/12/2012本人之《信報》文章《藍皮書另類閱讀》,本文為更新版本,並加插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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