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November 7, 2018

援助之困惑:子女成群,如何扶貧?




探訪坦桑尼亞農村婦女,總要問問她們基本資料,有幾多子女,之類。

答案:八個、十個、九個,最少也有五個孩子。

嘿,生那麼多孩子,豈不是多多援助也不夠?

抱着這個問題到處了解。一位樂施會當地的大姐大說:「很多婦女不會避孕,因為一避孕,有些丈夫會說:你為什麼避孕,你是妓女嗎?」文化如此,不易一時三刻改變。

大姐大又說,農村家庭也有實際需要多生孩子:「生孩子就是他們的social security (社會保障)。」

我們城市人,雖然沒有全民退保,但大部分人有強積金、老人金,積蓄用盡還有綜援,不算很多,但餓人唔死;香港人生育率幾乎全世界最低,早已忘了早兩代人還是子女滿堂養兒防老。不過在非洲偏遠的窮鄉僻壤,養兒防老仍然是僅有的「社會保障」,坦桑尼亞婦女生育率是每位婦女生5.02小孩,略為高於非洲平均。


再問清楚他們子女在哪裏?雖然很多農村婦女生了八、九個孩子,但總有孩子夭折了,有些是女孩,會嫁出去,剩下三兩個男丁,也未必個個生性,也未必在身邊;不想孤獨終老無依無靠,看來生五六七八個孩子,未必太多。


生咁多,夠食嗎、夠住嗎?坦桑尼亞西部一帶,地不缺,倒是因為旱季長、水利設施不足,耕地不容易開墾,故更多勞動力或許有利發展。

至於糧食問題更不是問題,這裏盛產木薯與香蕉,木薯粗生,又可以長期貯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亦早已有力論述,近代饑荒的成因並非糧食短缺,而是政治體制失效、訊息不能自由流通、新聞自由受壓等等原因,令食物運輸及分配長期出現阻滯才導致饑荒。

此外,交通基建的配套增加、水利設施之完善,縱使糧食沒增加,也會令饑餓減少,因為消耗能量較少了 (Banerjee & Duflo, Poor Economics, p.70)。試想想,若村落裏有一口井,或有公用水龍頭,婦女不須隔天步行一兩小時去河谷打水;若村落附近有學校,兒童不須每天來回步行兩三小時上課下課,自然可以為身體省卻能源,吃少一點仍然龍馬精神,而且可以騰出時間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Poor Economics 一書,也談了不少相對富裕的城市人對窮鄉僻壤的誤解,如覺得鄉下人懶惰、蠢,有好嘢都唔識用。

好像食水衛生,鄉郊地區食水容易受污染,人喝了出現痢疾,尤其影響兒童發育,預防方法很簡單,加清水丸或加氯就可以;但以贊比亞為例 (Poor Economics, p.46-48) 98%人知道有清水丸可解決問題,但只有一成人使用。清水丸在當地商店有賣,很容易買到,價錢很便宜,只是一般家庭每月花在食油上六分之一的錢。本小利大,為何不用呢,於是自有人得出他們「太懶」的結論。

Poor Economics 一書叫大家嘗試體會窮人的處境,城市人如我們,其實是一群受保護動物,很多事情不用我們費心力,已有人代勞。例如食水,我們扭開水龍頭,湧出來的水基本上可以直接飲用,乾淨衛生,不須傷神再清理。現代城市人享受的這種「家長式照顧」,已經植入了我們生活每一部分。試想想,如果你要隔一兩天就要花一兩小時去打水,回來後還要緊記落清水丸潔淨食水,你會否一定記得去做?用完會否記得去買?會否覺得食水一向相安無事而嫌麻煩?又試想想,每天要花時間為用水張羅,我們的人生會浪費了多少青春,這些時間用在別處,其實是人生寶貴的資產。

建設水利工程,不只是提供食水,更能保障健康;不用長時間步行取水,省下村民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增加生命的可能性。



樂施會於坦桑尼亞西部村落的水利工程
樂施會在坦桑尼亞的大姐大說,他們擅長的正是水利工程。那麼,有沒有做減少生孩子等「家庭計劃」工作?

大姐大說,在部落社會,婦女對生育往往沒有選擇權,她們想避孕也未必能過丈夫一關,歸根究柢,是父權社會的文化傳統。樂施會在坦桑尼亞很多發展項目皆針對婦女 (見前文:見花不是花,不只是扶貧的扶貧 )、讓她們有點經濟實力、鼓勵她們自己爭取權益;世界各地的經驗證明,婦女「充權」後,例如學業時間較長,掌握較多經濟工具,生育孩子就自然較少。

移風易俗,沒有一蹴而就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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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行之八)

筆者此行以樂施之友身份自費到坦桑尼亞。1110日,本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攝影師高仲明與本人將有一場分享會,歡迎各位報名參與,報名表格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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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6, 2018

念陳明銶教授


[製圖:立場新聞]
我不是陳明銶教授的弟子,他是歷史學家,我是記者,卻有緣在史丹福大學校園相見,還成為了他的司機。

十多年前有幸在史丹福大學遊學,穿梭不同教室,聆聽來自五湖四海的學者演講,席間碰到東亞研究中心的陳明銶教授,遂上前自我介紹;他二話不說,帶我到胡佛研究所的咖啡室,一談就是半個下午。當然,大部分時間是他滔滔不絕,我一般只能在他飲一口咖啡的空檔插插嘴。

他身在彼邦,一直心繫香港。史丹福大學雖然有不少香港留學生,但有興趣人文、歷史、政治的,畢竟是少數;我們有談不盡的共同話題:香港。

教授在   Palo Alto 與年邁的母親相依為命,生活樸素,住在加州竟然不駕車;於是,以後每一兩周定期見面飲茶後,總會順道一起去超級市場入貨。他是格價專家,擅長用最便宜的價錢買他口中「骨子」的食品。

陳明銶八十年代回來香港,在港大歷史系任教,九七後他重返史丹福大學。他是「舊時代」的人,不懂打中文字,要找學生代勞;也不用智能電話,不用社交媒體,勉強發電郵,大字小字混雜,看得出是東拼西湊吃力地貼在一起,談的事都跟學術會議和記錄歷史有關。

他可能是世上唯一還會打長途電話找我的人,我要懺悔,有時我很怕接到他電話,因為他長氣,一開口,寶貴的半小時就轟轟烈烈地燒掉。

教授體態上重下輕,走路有點蹣跚,狀態不好時,走一段小路要停下休息,我常不自覺靠在他身傍,怕他跌倒時可以扶一把。然而,每次演講,他走到講台上,可以立刻變得聲如洪鐘,眼神凌厲,罵人時可以咬牙切齒、說笑時有如老頑童,講道理時抑揚頓挫節奏鏗鏘。每次聽他談香港史、華南史、香港身份的形成、美國政局分析,都覺得獲益良多。

數次聽他演講,他從自己家世談起,看似離題萬丈,旋即話鋒一轉,連結到民初歷史、嶺南文化、香港人身份,以至   Chinese diaspora,故事生動鮮明、概念統攝精準;每個人的生命,就是大歷史的一部分,他沒有一般學者的生硬離地,也不拘泥於拋書包以高深理論與晦澀難明的詞句嚇人。我當記者時,每次遇到他回香港,總找機會做訪問,他見識廣博,觀點清晰、表達生動,有例子、有故事、而且一針見血。

在史丹福大學的一年,曾因為要當陳教授的司機,載他去參加活動,而錯過了與美國同學的聚會;有位率直的美國同學很不客氣地問我:你來美國不是為了和我們這群同學一起,多互相認識嗎?為何常和香港人混在一起?

我無言,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那大概是,難得遇上一位善良、真誠、體貼、學識淵博的老人家,這已經成為我加州生活的一部分。

陳明銶教授一直關心香港,雖然遠在地球另一方,香港新聞與政壇動態他瞭如指掌;一年多次回港,都有延綿不絕的學術會議與朋友飯局。

教授也是孝順仔,他一直與母親同住加州,九十多歲的母親看來還精神,但近年因為不方便上落樓梯,搬到了老人院。教授每天探望,用一兩小時陪阿媽吃飯,風雨不改;他說過,由於要照料母親,每次回香港,都不敢逗留太長時間。

最後一次見陳明銶教授,是去年秋天,在加州。

深秋微涼,一場餞別晚宴,告別時,餐廳門外,天下着毛毛雨,看得出教授累了。他也說,這幾天的學術活動太傷神,以後應該不會再辦了。豈料真的成為絕唱。

去年十一月的加州,陳明銶教授一手策劃了「香港特區成立廿周年」加州學府巡迴研討會,我有幸參與。

這個研討會非同小可,和我同行的一位學者說,他向本地學校申請機票補助時,行政人員很奇怪,有這樣的研討會嗎?

憑教授之江湖地位,連續三天,先後在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的柏克萊分校及洛杉磯分校各一場。學術會議也有「巡迴演出」,而且連續在三家著名學府上演,聞所未聞,只有   Ming Chan 想得出,又做得到。

陳明銶以   Ming Chan 名號行走江湖,左中右都有朋友,去年是回歸二十年,出師有名,請來曾鈺成、戴耀廷、程翔與當時的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王後來臨場缺席,只發表錄影演講)及一眾學者遠赴加州。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完成不久,談香港傳媒的「結構性審查」,難得有機會回到加州走一趟,在知名學府上宣講,當然欣然赴會

在史丹福大學和其他大學,沒有所謂退休年齡,Ming Chan 也從來不求名份,掛着研究員的名銜,他亦不需要如今天眾多學者一樣,要以成功申請巨款資助、舉辦學術會議或撰寫論文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去爭取終身聘用。

Ming Chan 無須玩學術遊戲,一直以來費盡心力,只為把香港研究帶回到國際視野,也是為了提攜後輩,讓他們有更多發表機會。

那一夜,加州告別前,他又遞來兩本厚重的彩色粉紙印刷舊旅遊書,一本是馬爾他、一本巴塞隆那。他以前常坐郵輪周遊列國,近年為照顧母親,甚少出外,家裏藏書一直找人要送。他知道我無心學術,喜歡旅行,於是每次我到訪加州,他總會藉機清理他的小儲物室,找些舊版彩色精裝圖書送我。

說實話,要旅行的話,上網資料既新又齊備,沒有人看這種「骨子」的旅遊書了;每次拿在手,我不好意思拒絕,結果都要揹着教授的心意回到香港。家中每次清理書架,這些都是我很想扔掉的書,每次思前想後不忍心,又放回原處。

書架上的舊書,都不是書,是回憶;從今以後,這批書,再沒有丟棄的理由。

最近閃念一過,好像很久沒有教授的消息。電郵傳來,他在三藩市機場心臟病發離世。

那天,他正在候機室,等候回到香港的航班。

*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合併加長版)



      







Saturday, November 3, 2018

見花不是花,不只是扶貧的扶貧


[坦桑尼亞 Hanang 地區的婦女,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這位女士,五十歲,臉龐皺紋上的刺青已經褪色,兩邊耳珠各有一個手指穿得過的大洞。她屬 barabaig 族,坦桑尼亞一個半遊牧民族。我和她握手時,感覺到無法修飾的粗糙手掌,雕鑿着長年艱苦勞動的印記。

[受惠於坦桑尼亞樂施會母牛計劃的 Barabaig 族婦女,筆者攝]
國際救援組織除了倡議,落地的工作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天災人禍救急扶危或難民湧現流離失所,食物食水健康衛生等基本需要;另一種,就是在貧困地區的發展項目。

樂施會在坦桑尼亞有很多發展項目:教村民種太陽花賣葵花子油、教村民養蜂收集蜂蜜,送小母牛予弱勢女性飼養。不過這裏的援助項目,見花不只是花、見牛不只是牛。

[在坦桑尼亞,婦女擁有一頭牛,有另一重意義。筆者攝]

[坦桑尼亞的部落傳統,只有男性才能擁有牛。筆者攝]
這些半遊牧部落有一個傳統:男孩長出第一顆牙的時候,族長就會送他一頭牛,牛仔與男孩一同成長,女孩什麼都沒有。男尊女卑,從小習以為常。遊牧民族的世界,牛是財富象徵,你擁有愈多牛,代表愈有錢,亦有社會地位,而且從來只有男性才能擁有牛。

養一隻小母牛,除了每天有牛奶飲,也可以出售牛奶幫補家計,母牛會生牛仔,有機會累積財富,可以想像未來,改善生活。更重要是有錢就有話事權,這是自古以來顛撲不滅的真理。在坦桑尼亞父權社會中,婦女擁有一頭牛,直接打破傳統的慣性,打破權力的枷鎖。婦女掌握生產資源,係「聲都大啲」之開始。

[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很多研究都發現,婦女較丈夫更着緊子女健康與福祉,錢由婦女決定如何用,家庭會幸福一點。

真的嗎?閑談時問她們丈夫在哪裏,有人說,丈夫有幾頭家,通常不在;有人說,丈夫去了放牧,很少回家。有的婦女還說,有什麼事,男人通常第一個跑掉,或第一個妥協。嗯,反正我信了。

志願組織重視婦女項目,因為錢容易用得其所。有時貧窮仍源於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即是說,不要以為夫婦之間真的有福同享有錢齊用。一個研究   (見 BanerJee & Duflo,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p.125-127),家庭中的男性有餘錢時,較多錢用於煙酒及個人奢侈品如衣服;女性有餘錢的話,都會放肆一下購物,但同時會多花錢於食物與家庭使費。世界各國不同研究得出結論,都建議若金錢援助於到婦女手上,更有可能令兒童受惠。

樂施會還會把同一計劃的婦女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可以夾錢做小額借貸,鼓勵互相幫忙,關注社區權益;有一個組織後,以群體的名義較容易向政府爭取土地耕種,也較易貸款發展業務。當婦女「充權」,懂得為自己權益發聲,有機會參與更多經濟活動,生育率會降低,嬰兒存活率會提高。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講的。(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195)

[樂施會的太陽花計劃,當地一村落收成了百多袋葵花籽。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搗碎太陽花,收集葵花籽。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葵花籽收集好,將要搾油。攝影: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如太陽花項目,樂施會幫村裡較弱勢的婦女及青年,申請一塊政府空地耕種,樂施會提供種子同收割器械。這一季他們收成了153大袋葵花籽,婦女自己商討決定,要租貨倉貯存,等價錢好才賣出;又準備遲些會買機器,擴充營業,自己搾油,能賣更好價錢,現時合作社戶口有一百二十萬坦桑尼亞先令,即大約五六百元美金。

一位女士 Maria 話,以前她什麼都沒有,現在合作社有一百萬先令,她有份決定如何用,感覺自己擁有一點有價值的東西,有歸屬感。

婦女可以擁有牛,可以擁有財產,自己決定如何用,這些現代社會平常事,在這些部落,屬前所未有。

有辦法動員婦女為自己的生活籌謀,等同社區裏有一半人積極起來,而且家庭崗位中的婦女與兒童先受惠,錢才算是用到關節點上。

[後面大樹掛着坦桑尼亞傳統的養蜂箱,樂施會提供現代蜂箱、訓練及保護裝備,教當地婦女養蜂。筆者攝]
見牛不是牛、見花不是花、見蜂不是蜂,這些都只是動員婦女積極性的切入點。當地樂施會人員一路推動,讓附近村落與地方官看到,知道類似計劃對自己有好處,對地區經濟有好處,自然會仿效,調動自己的資源與積極性,把計劃發揚光大。

是故這些項目,也不只是一個項目,這是一個示範,一顆種子,一顆改變觀念,喚醒人心的種子。

[太陽花種子。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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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此行以樂施之友身份自費到坦桑尼亞。11月10日下午三時至五時,攝影師高仲明與本人將有一場分享會,歡迎各位報名參與,報名表格在此



(坦桑尼亞行之七。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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