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27, 2015

大學之道在追星



區家麟|絢麗荒涼 (27/2/2015刊於《信報》,本文略為加長)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RAE)」報告,傳媒視作大學排名比拚,黨媒用作攻擊港大法律學院的鬥爭工具。查閱RAE相關文件,常見一詞,極為礙眼︰Cost Centre.

教資會文件,常以“Cost Centre”形容大學學科或學術單位。「成本中心」,商界術語,查查字典,解釋是公司內「只消耗資源,沒有直接利潤」的部門。一用此詞,以做生意思維,有意無意把大學學科「定性」為「嘥米飯」,屁股指揮腦袋,真是倒抽一口涼氣。

既然投入資源了,自然要量度 “output”。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在博文約禮、敦仁博物、求新求進……這些教育家珍重的價值、鑿在校徽上的先賢校訓,統統難以量化,怎麼辦?總要找些東西出來量度一下,結果,我們不能量度有價值的東西,往往把能量度的東西就當作有價值,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

大學要研究,生產新的知識,貢獻社會;大學也要教學,傳遞知識,授業解惑。教學成果難量度,於是大學排名榜、院校高層、傳媒與家長,往往把焦點集中於評核研究;最易量化,就是研究獲國際學術期刊刊載的數目、論文得獎數目、成功申請之研究基金數額等。於是,「進取」的學系,愛招聘外籍教授或「海歸」學者,一來讓大學更「國際化」,爭取更佳排名;外地學者視野較「國際」,慣用英語,亦有助摘三、四星評級,令各「成本中心」的產品,達到國際卓越與世界領先水平,好作交代。本地大學,薪高糧準,吸引知名學者無數,但這些外籍教授對香港有感情嗎?會做本土研究嗎?擅長教學嗎?對不起,都不重要。

再說,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本來不應混為一談,香港不需要八間大學一起仰望星空,追求世界「頂尖」研究。教資會的審核報告,雖然多處強調,不同院校與學科,情況不同,不應互相比較,但其圖表的表達形式,正是把各「成本中心」並列,邀請大家作比較。

政府中人,常嘆香港學府缺乏本地政策研究,始作俑者,正是這種評核標準。本地研究,關注面難免較本土,若重政策,則更實務與工具性,較難登「國際」殿堂。專注本地政策研究的學者,在現時大學評審生態下,不易立足。縱使教資會文件強調研究可用中文、發表渠道不限於學術期刊、本土研究也重視、甚至接受論文以外的「創新」研究形式,但你能期望那些操生殺大權的外國學術權威們,會花時間了解本地環境,學習中文,給你一個三四星的讚嗎?

於是,學者最穩妥做法,還是致力得到國際認可,這些論文,若得學術同儕審核認同,當然有價值,縱使凡人難了解,但也增長人類知識,兼提升自身大學排名,是看得到、數得到的聲譽。但是,制度令大批聰敏的頭腦變成離地精英,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埋首追求與本地福祉及學生需要完全無關的「知識」,那是極大浪費,我們就要問,比例是否恰當?方向是否出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 Gaye Tuchman 最近寫了一本書 Wannabe U: Inside a Corporate University,她以參與觀察的形式,描繪一所美國中等水平大學的生態。大學公司化,花盡心思追求利潤與討好「顧客」。Tuchman 說,本來,大學只是一種工具、一個載體,為生產與傳遞知識而服務;現在,知識變成一種工具,為大學的利潤與聲譽而服務。「為了追求聲譽,大學的行政人員會花心思去想,研究甚麼才會獲得認同;大學教職員更關心產品(大學教育)的市場形象、關心顧客(學生與家長)與客戶(學生的未來僱主)的感受,多於關心教育本身。」

Tuchman 又指,國家機器試圖把大學「去神聖化」(de-church),試圖以撥款與評審方式,推動大學公司化與教育商品化,重塑大學角色,剝去往日的超然地位,把大學納入國家管控的範疇。

在香港,當權者視大學為九反之地,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主,易引起反彈;蔓妙之計,當在堂而皇之透過學術評審與國際化指標,消耗老師精力,費時做離地研究,明明以教學為主業也要追逐國際頂級研究榮譽,再以一眾排名榜製造壓力,把數字當作成就,討好教育商品的消費者。

Tuchman 說︰「大學不再帶領學生去追尋真相、不在知性的可能中闖蕩、不去欣賞最好的藝術音樂與文化、不致力推動開明的政治與公共服務。他們裝備學生找工作,他們不是辦教育,只是搞訓練。」

這正是不信任大學、不信任教育、不信任老師的人,最樂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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