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30, 2019

人性

[有線新聞撮圖,不知名網民製圖]

讀二戰歷史,你看到其中一個主軸,乃倖存者與史家不斷反思,為何納粹德國可以興起,為何無人能夠阻止納粹暴行;他們詰問人性,反思歷史,答案有很多,其中德國牧師尼莫拉的懺悔大家耳熟能詳: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然後他們抓工會成員,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然後他們抓猶太人,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

在奧地利的 Mauthausen 納粹集中營,則流傳另一個較少聽聞的小故事。這個集中營建於一個礦場附近,囚犯都是納粹德國看不順眼、認為「無用」的人,如吉卜賽人、同性戀者、異見分子、後來送來更多知識分子、藝術家、猶太人等。他們送到集中營等死前,被安排去採礦、生產軍需品,納粹搾盡他們最後一分體力,為戰爭服務。

這個集中營罕見在非常接近民居,不遠處的山丘,有一條小村落。到集中營參觀,聽到這個故事:

村子裏住了一位女士,就住在圖片中的黃色小屋中,她每天看着囚犯受苦,實在不能忍受下去,寫信給集中營的納粹頭目,內容大約如下:我每天看到集中營內的囚犯做苦工,扛石頭上百多級階梯,非常辛苦,他們很瘦弱,看來食物又不夠,實在太殘忍……

重點是最後一句。這位女士說:「請把集中營搬走,遠離我視線,好讓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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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July 28, 2019

    當那一刻來臨時,要沉着應戰

    [立場新聞圖片]

    當一個政權,已失去民心、失去認授性、失去管治意志時,它能倚仗的,只剩下槍炮。所以,特區政府面對危機,又不願意面對民意,它剩下的選擇,就是不斷的武力升級、無止境地縱容警員濫用暴力。

    不過,林鄭政府的傲慢、警黑兄弟的合作,創造了抗爭海嘯。林鄭政府也許還未知道,它一路的不作為,已衍生出一群前所未見的新品種抗爭者:一大群人已把性命豁出去、更大群人願意在後方支援、再大群人已接受用適當武力持續抗爭、更更大群人願意在每天生活的崗位中,盡一分力。

    本來,政府可以用更嚴肅認真決斷的態度,檢討調查「元朗黑夜」的無差別恐怖襲擊,但特區政府當然不敢做,因為他們清楚知道背後的黑線紅線,認真追查,一切醜事揭出來:鄉黑背後就是西環契仔,社團組織背後就是西環統戰大員,特區政府不敢做。

    本來,政府老早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612事件,當然也可順帶調查示威者的衝擊,兩方都查,再學似19661967的騷亂,認真查探背後的社會深層次矛盾,相信社會人士亦認為公正可取。不過,若認真追查,必然查究到警員暴力濫權,也必然觸及中央與特區政府多年來視民意如糞土的倒行逆施,林鄭月娥本人亦難辭其。特區政府有膽量做嗎?當然沒有。

    出動解放軍?

    是年,乃七十周年國慶大慶,要來一次血腥鎮壓,提醒國民三十年來,解放軍就只曾用來對付人民?出動坦克在中環巡邏又如何,要同示威者打巷戰?而根據雨傘運動一張解放軍裝甲車舊圖在社交媒體出現的群眾反應,若解放軍出擊,反抗將幾何級數升級;亦將直接激發台灣人民危機感,為蔡英文助選,中共多年統戰崩盤。

    我介紹過很多次的小書《論暴政》,作者 Synder 提醒世人,面對暴政有二十個歷史教訓,來到了今天,大家要認真想想第16個:那一刻來臨時,要沉着應戰 (be calm when the unthinkable arrives)

    權時代前夕,不測的一刻遲早來臨,那一刻,可能還未到出動解放軍鎮壓,但可能是廢除民主制度,全面審查互聯網,封閉敢言傳媒。作者舉德國納粹時代的國會縱火案希特勒迅速全面奪權作例子,當時德國的反對力量兵敗如山倒,被殺個措手不及。

    每位同路人,請早作準備,最少包括以下幾方面:

    **終有一天或已經開始,各大主流傳媒將被強力部門關照,新聞從業員要作好心理、生理及技術各種準備,對抗愈加赤祼的新聞審查。

    **終有一天,各種不聽黨命的網媒將遭停止運作,請從今天籌劃各種應變措施。

    **終有一天,現時的各種社交媒體,包括連登、telegram等,將被查封,或被逼停止運作、或遭新式網絡攻擊。網民及IT達人要早作準備,如何應對新環境。

    **在每個崗位裡曾經參加聯署的朋友,請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從每種小節繼續抗爭,專業人士堅守自己的信念,不要自覺馴服,信有明天。

    一切要有後續之計,每個人也要強身健體,心境澄明,那天來臨時,抗拒的心力不能崩潰。也許這天還會遠,也許這天只在前面轉角處。

    勇氣有感染力,當一個人踏前一小步,一整代人就會同步前行。勇氣的力量我們見證過,現在,來到真正考驗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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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July 26, 2019

    究竟誰開的第一槍:一宗今天要知道的屠殺懸案

    1968年,墨西哥城,學生運動大屠殺

    昨夜有一個陌生人向我報夢,令我在看電影中的沉睡中驚醒,我趕緊把他說的記下來。

    我身處一個遙遠的地方,參加一個冗長的國際學術交流會議,晚上有電影放映會,繼我們與孟加拉、黎巴嫩及伊朗的距離後,這一回,是墨西哥與香港的距離,我不希望墨西哥與香港的歷史在此刻交會。

    紀錄片有關1968年的墨西哥學生運動,他們在人煙稠密的住宅區廣場和平集會,警察到場,黑夜中槍聲四起,政府說三十至四十人死亡,包括示威學生、警察與圍觀的居民,學生說有數百人死亡。

    五十年前的一場屠殺,究竟是誰開的第一槍,在黑夜中隱沒,成為墨西哥歷史懸案、政治禁忌;直至近十多年前,舊日權貴失勢,消失的檔案重現,墨西哥人才逐步接近真相。

    究竟是誰開的第一槍?當年學生說,有人從附近的高樓先開槍;官方的說法,現場對峙中,是一位警方指揮官先中槍倒地。

    然後,警察失控,大開殺戒。

    真相,出乎意料。


    先說一點背景。1968年學生運動浪潮,捲席全球,墨西哥城的抗爭運動起源於一件小事,當年兩間大學學生打鬥,警察殘暴鎮壓,激起大學生怒火,連續多月抗議,轉而要求變革。巧合的是,1968墨西哥奧運即將舉行,對政府而言,那是數十年一遇的威風時刻,全球目光注視,豈容得下學生們偷取光環?1968102日,距離墨西城奧運開幕禮只有十天,政府想控制場面,解決問題,但學生大致和平示威,苦無籍口鎮壓。再說,要警察開槍,無差別殺人,縱使墨西哥警察不算高尚,但警民總算同根生,正常警察亦不容易如此下手殺人。

    究竟是誰開的第一槍?

    懸案揭盅。解密檔案顯示,躲在住宅大樓內的人,有內政部指揮中心,有秘密警察,有非正規武裝組織「總統衛隊」,架設了自動步槍,是他們開的第一槍。

    這些非正規部隊開的第一槍,目標竟然不是群眾,而是射向防線中的警察,目的乃挑起警察怒火。

    劇本寫得很好,警察不再猶豫,一場屠殺開始。

    製作1968年紀錄片的導演,也是一位學者,他研究此事,說以上說法大致無誤 (Wikipedia 亦可見類似說法)。真相逐步揭露後,當年屠殺事件的多名主事高官曾被提控,但因為年代久遠,最後不了了之。

    墨西哥學者談到那些非正規部隊 (paramilitaries)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非常普遍,政府與警察不能出手做的醜事,就培訓、慫恿那些流氓惡棍來做。墨西哥學者對我說:「前幾天你談到黑幫白衣人在香港到處打人的事,我們一聽,覺得何其熟悉,根本就一模一樣,歷史在重覆。」

    電影《羅馬》劇照,墨西哥1968年非正規武裝部隊練習一幕
    墨西哥學者談到電影《羅馬》(Roma),時代背景正是1968年的墨西哥學生運動,主角那位女傭懷孕了,搞大她肚子的,正是一個paramilitary的成員,他在郊外受訓,對付學生。這些非正規部隊有不同層次,有些屬「強力部門」直屬的非正規編制,也有街頭流氓組成的惡棍團伙。警黑合作,互相補位。

    他說:當滿街都隱藏着這些非正規部隊,想觸發暴力,真的要很小心。

    對墨西哥人而言,民主路雖然痛苦漫長,但總算有點進步,類似事情應不會重演。

    但這樣的事情,會否在半世紀後地球另一端重演?會否就在我們前方轉角不遠處?

    這個冗長的國際學術交流會議,還有很多節目,其中一個是「真人圖書館」。我去真人圖書館借書,只剩下一本「我的信仰旅程」,圖書管理員帶領我去幽靜的一角,門打開,裡面安坐的「圖書」,正是我敬重的一位傳播學者,他向我講述他的信仰歷程,最後他問:「你有沒有什麼難題或心結,我可以為你祈禱。」

    身在異地,一直想念香港。

    我說:「請為香港祈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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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權時代來臨,二十個歷史教訓   (注意第六個教訓:Be Wary of Paramilitaries,小心非正規武裝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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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nesday, July 24, 2019

    李鵬‧TVB‧歷史的恥辱柱



    李鵬終於死掉,本人有關李鵬之記憶,停留在兩個畫面。一,李鵬八九年五月在黨政軍大會上宣布戒嚴的醜惡嘴臉。二,兩年後,屠夫李鵬接受   TVB 訪問,一路照稿讀,著名男主播負責訪問,恭恭敬敬的一張笑臉。

    本文要記第二件事。

    那張笑臉,與背後一段傷感故事,令我確信,這世界沒有天理。

    以下的故事不是什麼秘密,沒有內幕,很多人知道,TVB 內部很多老鬼偶爾摸杯底時會嘆息三兩句,也有雜誌寫過。不過,這時代,憤怒一浪接一浪,我們很容易遺忘;代溝大概兩年一個,很多朋友到今天才開始對   TVB 有戒心,很多   TVB 年輕記者甚至已不知道這件事,所以請原諒我的執著,我要把事情再說一遍。

    這些年,我一直凝視着那幾張臉,我一直念念不忘;放不下,因為那不是單純一次採訪事件,那是一場人生的啟蒙,它代表人性,它代表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

    TVB 訪問李鵬,發生於六四鎮壓後兩年。一點背景:1991年,中國仍然因為六四屠殺遭國際制裁,沒有外國記者訪問過任何中國領導人,鎮壓的原因後果沒有領導人出來公開解釋過,六四的烙印仍然深刻,當時的主流民意,仍然認為李鵬是鎮壓主腦,是「屠夫」、滿手鮮血、容許殺無赦,任何人都應恥與為伍。

    當年   TVB 播出專訪全文的特備節目,名字叫《中國總理專訪》,連「李鵬」二字也沒有,甚為奇怪,估計乃明知有尷尬,會趕客,有點「斬腳趾避沙蟲」的意味,在節目名中曖昩一下。

    為了領導人的訪問,TVB 隆重其事,派出採訪隊上京等待,主播記者有兩位,一位男記者,一位女記者,當年的主播不是花瓶,必然是資深記者才能當主播做訪問。

    到北京採訪領導人,不會事前告訴你具體時間,你們就先來吧。於是採訪隊在北京的酒店房間裡呆等,甚至盡量避免外出,乃因為恐怕被行家在街上碰到,那麼多主播與大老闆在北京,驚動競爭對手;於是一切有如軍事機密,要食大茶飯,確保萬無一失,眾人盡量留在酒店房間,等指示。

    以下處境,可以是傳媒倫理課的經典案例。

    中南海下旨了,接受訪問的是李鵬,據聞還附帶一些條件,例如跟足預先提交及同意的問題去問,不准追問等。

    若你是主事人,你會如何決定呢?

    當年坊間甚至   TVB 內部有許多人認為專訪乃為殺人犯「塗脂抹粉」,不過,作為一個傳媒工作者去考慮,一國的爭議性總理,兩年來無被質詢過,給你一個獨家訪談,你能拒絕嗎?作為一個傳媒老闆,這是一個與權貴建立關係的好機會,作為一個主播記者,訪問總理,更是上位好機會。若撇除功利目的,單憑新聞價值,這個訪問理應要做,因為很多有關六四的問題都未有官方露面解釋過,關鍵是用什麼態度、問什麼問題。

    當然,條件很辣,被訪者若要求只能照問原先遞交的問題,不能追問,這些條件,記者與新聞部老闆又應否答應呢?

    選擇,大概只有三個:

    一,拒絕條件,拒絕做訪問。

    二,接受條件,照本宣科。

    三,假裝接受條件,或與主事者交涉時含含混混,記者到時藉機追問,加插其他問題。當然這樣做會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鬧得很僵,老闆與中間人亦很難下台。

    對任何記者,這是一次人生交叉點,對一個人的風骨、原則的巨大考驗。

    訪問地點是人民大會堂,原先有兩個   TVB 記者訪問李鵬,最後只剩一人。

    女記者選擇第一條路,不接受條件,表示過要問自己的問題;最後,椅子剩下一張,不用做了。

    大家請切身處地去想,這環境下要堅守原則,需要多大的勇氣。

    男記者的選擇,三種都不是,是第四種。男記者不只接受條件,不只照本宣科,而且笑容滿面,如沐春風,亦和李鵬握手。

    很奇怪,有關這次專訪的片段,在   youtube 找不到;一切回憶,只在腦海中。這些集體記憶,大概如是:男記者笑容可躬,對著李鵬,他笑得出;而且一問一答,明顯事前協調過,因為不擅辭令的李鵬,看來一早知道所有問題,待男記者發問,然後低頭讀出預先準備好的答案。大部分公眾想知道有關六四的官方態度,男記者沒有多問,當然李鵬不會主動說。

    那不是訪問,那只是一場預先寫好,然後雙方照讀的問答公關騷。

    李鵬的官話,究竟他說了什麼,已沒有人記起,剩下只有男記者的笑容,留芳百世。

    我同情地理解,亦想聲明,類似「一對一」形式的對談,從來都好難做。近三十年前的「訪問態度」也傾向客客氣氣、很和諧,一來社會對立不如今天嚴重,傳媒亦習慣扮得很中立。就算直到近年,在   TVB 做專訪的記者亦認為,並非每位官員都容易質疑,尤其是政策製訂初期,官員在諮詢聽意見,難以找尋切入點質問;又或面對一些中高層只負責執行的官員,往往只限討論技術細節,難言以「盤問」的姿態質疑政策本身就算是高官貴人,大家都顧及形象,很難對質,這是潛規則,這種清談式專訪,是「先天性和稀泥」。再加上很多新聞從業員都存在一種「官話必真」(official-fact-as-fact) 的心態,慣性不質疑官員講大話,信任警方新聞稿,又例如高官愛用「博客治港」,高官化身   blogger 自說自話,竟然有很多傳媒樂於引用這種「一面之辭」,記者沒機會反問,也當作新聞,多有「唯權是尚」的心態此段部分節錄自拙作《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

    不過,男記者當時訪問的是李鵬,被認為是一個劊子手、一個屠殺人民的罪人,男記者不只沒有追問,而且預早設定的問題亦多與六四無關。男記者服從規矩,他沒有跳出框限,如此這般,輕輕放過了。

    我一直沒有忘記這位男記者面對李鵬的笑容,他那種恭敬,是什麼心態?那是否人性本質?權貴的魔力真如斯大?什麼時候妥協?什麼時候說不?我們作為記者又應如何面對這種處境?如果是我去做,我會否如這位男記者一樣呢?

    那是一生的功課。那是一生的警惕。

    這位男記者也不好過,回到公司,很多同事看不起他。我當時只是小小小記者,當然覺得不妥,但沒有很強烈的想法;那時還沒有互聯網沒有社交媒體,報章上的罵聲,只兩天就過去了。這位男記者,後來還長年是我的直屬上司,每次開會,當我看着他,我都會看到他訪問李鵬的笑容,這是一片抹不去的濾鏡。

    至於女記者,她回到香港,繼續默默耕耘,她從來不多言,也很淡然,很信任人。1997 年回歸前,她是《一個年代的終結》紀錄片監製之一,我也曾經當過她的下屬,合作愉快。

    男記者沉寂一輪,幾番人事變遷,終於   2004 年上位,主管新聞部,至今歷十五年,地位穩固,他的名字叫袁志偉。

    女記者的《一個年代的終結》,是她監製的最後一個特備節目。節目播出不久,她驗出患上重病,2000 年逝世,終年   43 歲 。她的名字叫李汶靜。


    追思儀式的小冊子,最後一頁,她留下一句話:



    天地不仁,我從來不相信好人有好報。

    雙手染滿鮮血的李鵬,得高壽,或者算善終;人們說,他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不肯定恥辱柱有何意義,因為歷史由當權者所寫,恥辱就是光榮;而且恥辱柱人多擠逼,已無人理會。

    放心,我們都會好好活下去,希望每一位都好好活下去,我們就鬥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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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做訪問:不要迷信言語

    Tuesday, July 23, 2019

    不要迷信言語

    [立場新聞製圖]

    讀報章雜誌,有一類訪問的寫法我最怕:記者與被訪者一問一答,全文照錄。

    老實說,世上沒多少人,說話字字珠璣,值得全文照錄;世上也沒有多少記者,問題句句精闢,值得連汁都撈埋。這種閑談式的訪問,「吹水度」甚高,不加刪節鋪排就變成一篇報道,有時只因為懶惰而已。

    「做訪問」不是記者專利,很多中學生大學生做專題研習要做訪問,但有時連資深記者都會忽略,以為「做訪問」就是一問一答的遊戲,忘記了追問,忘記了觀察被訪者的神態與動作。「訪問」之「訪」,也有登門造訪、探尋、調查之意思,不是單純問問題就了事。

    譚蕙芸新書《文字欲》,談人物專訪心得,開宗明義就說「別迷信言語」,很多被訪者的身體語言與說話神態,比言語更可靠。譚蕙芸常教學生,觀察一個人的隨身物品,能對人有多一重了解。我怎麼知道譚蕙芸的教學法呢?因為不下多次,有學生陰陰嘴笑,盯着我手上的電話,原來我那個爛得奇特、吊吊揈了大半年的電話套,成為她上專題採訪課的教材,見物如見人云云。我想講,電話套爛了不換,不是孤寒,這叫環保;所有東西用到最盡才棄用,這叫反消費生活哲學。

    記者挑選被訪者,有很多慣性盲點,例如常有意識地挑選口齒伶的人,當然啊,有精句有soundbite,行文容易又搶眼,結果就是忽略了很多表達能力不高的基層群體,因為他們不懂得表達,「很難做專訪」。譚蕙芸告訴大家她採訪露宿者的經驗,他們問兩句答半句,如何採訪下去?譚蕙芸善用記者的眼睛,現場觀察,靈機一觸,就細數他們僅有的家當,原來每一件物事對無家者而言,都有深刻意義,話匣子打開了,故事就更具體。譚蕙芸這個人,觀察細微到什麼地步,她在元朗屍殺列車事件過後十二小時到元朗站,竟然看到玻璃上未清理的手指印在吶喊!〈元朗人的無聲吶喊〉

    記者做人物專訪,打開被訪者心扉難,有時,落筆又涉意想不到的複雜

    例如,記者好不容易取得信任,被訪者往往對你有期待,主人翁理所當然以為你寫他的豐功偉績宏大理想最美好一面,記者卻只想集中談某件事情某次忐忑的掙扎。記者若能事前說清楚,道明來由,這小問題不難處理。

    長篇訪談,記者追蹤被訪者的生活,有時卻會觸碰意料之外的新發現,要重新評斷眼前的被訪者。例如,有些人的想法,要經過深度訪談,反覆推敲,才發現充滿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記者要在報道中呈現他魯鈍及矛盾的一面嗎?有些人甚至前言不對後語,妄顧事實,鏡頭前後兩副德性,若這人是達官貴人、言行關乎公眾利益,記者如實報道記錄,絕不為過,若被訪者只是人海中的無名小卒,應如何落筆?

    另一人物專訪盲點,則是盲信被訪者的話。老實說,這種盲點,於今猶烈,而且蔓延理應經驗豐富,「好專業好中立」的傳媒高層。最新例子就是前陣子的沙田新城市廣場警民衝突,不知從何而來的警方消息說,一個警員手指被人「鉗斷」了;不少所謂專業的主流媒體,不加查證,甚至連「引述消息說」也省掉,直接把警方不具名消息所講的,就當作事實,正是official-fact-as-fact的極致。

    就算很多記者都深明「核實消息」很重要,但不少記者會以為,人物專訪都屬軟性故事,不算政治敏感,也多數不涉社會爭議事件,況且被訪者無理由會騙人,就不需核實資料吧。那就錯了,人的記憶從來不可靠,也傾向把希望發生的事情當作真的發生過,人類學家 Margaret Mead 說過:「人們所講的、人們所做的、與人們講他做了什麼,乃截然不同的事。」(What people say, what people do and what people say they do are entirely different things.) 。原來譚蕙芸做人物專訪,盡可能都會多問幾位認識被訪者的人,以側訪形式,確認資料,也確認自己一些較主觀的形容是否合理,從多角度了解被訪者,如是者接近真實,甚深功夫也。

    「作為一個香港人,保育好新聞,是出於對香港的愛,也是責任。」譚蕙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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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與孟加拉、黎巴嫩及伊朗的距離

    [立場新聞圖片]

    這陣子,我待在遙遠地方,有機會向來自美國、英國、墨西哥、黎巴嫩、阿根庭、肯雅、印度、伊朗的過百學者與學生,談香港現況。

    香港終於有今日。

    這個國際交流場合,有一位來自孟加拉的異見分子演講嘉賓,他談孟加拉的社會運動、談警察暴行。他說,如果孟加拉的運動如香港一樣,有兩百萬人上街,政府早已倒台。我和他交流孟加拉與香港的警察心態與動員經驗,在旁一位美國學者搭嗲:嘩,我覺得孟加拉同香港好相似,你們要多多交流!

    嗯,香港已經與孟加拉齊名。

    專題講座,談完香港,一眾外國勢力國際友人看過了示威片、警察暴力片、白衣人屍殺列車片,一位同學舉手,她來自黎巴嫩,她說:我想鼓勵香港人,不要放棄,事情總會好起來的,我們的國家,內戰了十多年,最後都捱過了……

    說着說着,她想哭,我也想哭。黎巴嫩,是黎巴嫩……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曾經有「中東小巴黎」美譽,1975年陷入長達15年的內戰,其後一直動蕩不安,近十年才稍為安定。

    嗯,黎巴嫩人來安慰我們了。

    散場時,另一位學生上前,她含着淚說:「多謝你的演講,我想起我的家鄉……」一大滴淚水已掉下。

    「你家鄉在哪裡?」

    「伊朗。但我家在美國,我父母流亡美國。」

    「我不久前去過伊朗。」她睜大眼看着我,淚水繼續滾動,她說:「我從來沒有回過去……」我說,旅途中感受到伊朗人好客友善,波斯文化豐富典雅……只是一切被神權政府的暴行掩蓋了,全世界都誤解了伊朗人。

    憂傷的眼神,盡在不言中,我們擁抱道別,我心裏想:伊朗,是伊朗。

    伊朗什麼事?半世紀前,曾經是中東的富裕國家,開放、西化、人民教育程度高。四十年前一場革命,推翻了腐敗的巴列維王朝,卻換來更兇殘專制的神權政治。

    黎巴嫩、伊朗,都是典型故事,告訴世人,變幻原是永,繁華夢可以一朝散,美好旅程隨時告終。

    然後,一位美國學者走過來,他曾經做過記者,駐香港多年;他說話時,總是低着頭,微笑着好像很懷緬從前在香港的日子。

    他說:「香港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很多不安與災劫都一一捱過,安然無恙,香港人總有辦法解決,我很放心。」

    *

    我終於有今日。

    是年六月,躁動的街頭上碰到你、你、你,有人本來在加拿大探親,有人在倫敦留學,有人在日本旅行,但個個心不在焉,人在外地,心繫香港街頭,無時無刻上臉書睇直播,最後按捺不住,提早結束行程回港,就是要與自己的家園同呼吸共患難。

    七月,輪到我滯留外地,承諾了要參加的國際學術活動不能逃之夭夭,天各一方,怎麼辦?

    既然一直想念香港,就向全世界學者及學員講述香港的事吧,學術角度其實很豐富,因為反送中運動的網絡動員方式,號召力強、創造力大爆發、更有意想不到持久力,豐富了社會運動及網絡傳播的理論;怎料我還未提出,主辦單位已要求我談此話題,謂很多學者極有興趣了解香港的最新狀態。

    反送中運動教懂我們,只要有心,人在任何地方、任何處境,都可以貢獻一分。演講完畢,學者上前道賀,謂長了見識;我人品差,又有職業病,不輕信,通常認為動聽的讚譽只是學術研討會場合的標準客套說話,怎料主辦方謂意猶未盡,要擇日再談,搞下半場,繼續研討……

    我介紹了網絡動員的創意爆發力、分眾遊行、分區遊行、無領袖無大台、兄弟爬山、眾籌賣廣告、以中學為單位聯署、連儂牆遍地開花,也談過情緒動員的可能失控網絡動員的潛在弊端。然後,墨西哥的同學、肯雅的同學都說,要好好認識香港的運動,香港做的事,我們國家的抗爭從未出現過;一位我在博士論文與課堂中引述了無數次的傳播社會學者走過來跟我說:香港的社會運動案例很有意思……

    「外國勢力」中的一般學員,他們本來認識香港甚淺,關心香港,看來是因為人群畫面震撼人心,警察暴力亦與香港形象不匹配。外國友人留意香港問題,對上一次是幾時?大概是回歸前後的日子了。那時候,人人關心香港交給共產政權後發生什麼事,結果沒什麼戲劇性事情發生。

    我們終於來到這一天,二十二年前外國傳媒雲集香港,他們想像會出現的場面,就在今天。

    才不夠兩個月前,和一位在外國媒體工作的香港人記者聊天,他有點抱怨公司雖然總部設在香港,但管理層不重視香港本地新聞,亦不理解香港自由法治受侵蝕其實是世界各國將會同樣面對的問題;怎料不久後反送中運動爆發,蝴蝶效應,星火燎原,香港成為外媒焦點,這位記者朋友得償所願,不過  no news is good news,受外媒垂青的新聞通常的不是好事,例如黎巴嫩與伊朗,他們把目光聚焦香港,乃因為誰都嗅到,這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危機關口。

    這裏的外國學者與學員最常見的問題:「事件如何解決?」

    我的答案:沒有人知道,人民怒火不會息,政府坐擁權力而不作為,中聯辦吹大雞放狗,放出一群暴徒,上演屍殺列車。

    又看見一眾官員,叠馬一字排開見記者,面對問題,一個個無力招架,臉如死灰,如化石僵屍,潰不成軍;只著緊一個徽號被塗污,卻無視警黑合作的崩壞。這幫傀儡已把香港推到懸崖邊緣,已經完全失去管治意志,無章法無眼界更無所為,卻窩到一個地步,連自責辭職也不敢,誓要同香港攬炒。

    我們與孟加拉、黎巴嫩、伊朗的距離有多遠?看見這幫衣冠楚楚的廢柴,恐怕你以為那麼遠,其實已經這麼近。
    [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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