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險奮進、困乏多情

 

新亞校歌錢穆填詞手稿，藏於台北錢穆舊居素書樓

香港警察蹂躪《蘋果日報》當天，二百警力踩進報社耀武揚威，社長張劍虹被捕後，以一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自勉。旺角警署門前，全世界的鎂光燈下，錢穆所作的新亞校歌歌詞，再一次在亂世中響起。

對我輩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而言，錢穆的詞，無疑鏗鏘有力、形神俱備、激勵人心；但是學生時代唱誦時，只覺離地、無感，距離錢穆寫詞時的時空，日換已星移，太遙遠。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是昇平的年代，香港急速冒起，少年人無憂無慮，縱使六四鎮壓後陰霾密布，香港的自由仍在開花，社會滿懷自信。那些年的新亞書院教育，放任而無為，還記得校慶周會，校方在邵逸夫堂舞台上，緩緩吊起一個孔子像，總惹來全場學生訕笑；一年一度的「系際混聲」，即四聲部歌唱比賽，我們會在圓形廣場唱誦新亞校歌娛己，歌詞中的艱險奮進、顛沛流離、手空空無一物，或許潛移默化，令我等學子不重物質，做什麼事都明瞭「路遙遙無止境」。不過若說到要明白當年錢穆南來，竟然選擇香港殖民地以藏器待時的苦心，相信我輩從來不求甚解，也難有共鳴。

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一九四九年南來香港，在深水埗桂林街陋室創辦新亞，家住鑽石山難民區一小樓；一代國學大師，為何不追隨國民黨到台北？周愛靈著的《花果飄零》，記新亞書院創校初期歷史，追查舊日文件，新亞書院曾接受過台灣的經濟援助，而且是直接由蔣介石本人的「個人資金」撥出款項，但最後錢穆竟然捨台灣取香港，決定在一個英國殖民地辦學，冀在香港「藏器待時」，保留中華文化血脈，很令台灣震驚。

錢穆等學者的理由很簡單，文件記載，他們認為台灣的政治環境，知識和教育自由難以堅定不移；而當時新亞書院的一些主要贊助者與基金會，亦認為香港「中立之地」形象尤為重要，同時是自由世界和共產中國的橋頭堡，既能靠近中國又能避開政治干預。

告別故土、結果沒有歸期的，何止儒者教士，南來難民，還有遭掠奪家產的資本家、饑腸轆轆的農民，英殖下的法治與自由，碰上逃難南遁的人才與資金，合奏了香港的黃金時代。

如今香港法治蒙塵、自由枷鎖處處、人才資金流散。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錢穆形容過無數次的「慘淡經營」，如何在夾縫中追尋理想的微光，如今我輩終於有真切的共鳴，風雨如晦的時代降臨，一切回到起點。

台北錢穆舊居書房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專欄〈無名字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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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就是這麼壞 — 當有線新聞步向亞視永恒

有線新聞三位工程主管老臣子遭即炒，幾百記者編輯員工與舊同事聯署質疑新領導層。外界也許不太理解，幾位「工程」有什麼大不了？

 電視新聞是   team work，「夫添」採訪隊，除了車長，記者、攝影記者，具規模的電視台還有工程人員。在突發新聞中，他們負責直播及傳送；在衝突場景中，他們在攝影記者身邊護駕；靜態新聞，他們負責收音燈光。新聞採訪隊伍中，工程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手足，記者忙亂中的強大後盾與定海神針，他們默默在鏡頭背後工作，沒多少觀眾會察覺他們存在；如果電視記者有光環，工程就是在背後默默耕耘的無冕皇帝。（此 post 圖文並茂介紹）

 行內術語，他們的專業叫 ENG，其實並非「工程師或   Engineer」意思，是 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電子新聞採訪）的簡稱，源自七十年代。香港最初的電視新聞畫面，用菲林拍攝，可以想像，因為菲林每秒鐘都是錢，不能拍得長，而且採訪完還要時間沖曬，亦不可能現場直播。電子新聞採訪技術出現後，改變了新聞面貌，工程人員可以用微波，甚至配合衛星傳送影像，不用「人肉走帶」，機動快速，令現場直播成為可能，把觀眾帶到各種災難、衝突、議會暴力現場，同喜同悲同呼吸同命運。背後的技術大師，就是   ENG。

 還記得工程的一些絕技，例如在密集巨廈之中找尋空隙與玻璃幕牆的反射角度，務求把微波信號射到各區山頂發射站，位置要準繩，也要方便記者工作和傳送片段。直播時候，混亂喧囂市民圍觀之中，ENG 負責確保訊號飽滿、保持與控制室溝通，一切流暢，小事如咪高峰有無電、察看直播時四周人群有無癡漢等，都是他們的工作。

 時代轉變，ENG  亦一路與時並進，網絡傳輸成為可能之後，工程人員要思考如何在網絡封鎖、網速緩慢的落後國家，用電腦或電話傳送片段兼做直播不會起格變型斷線。這些煩瑣而專業的細節，有了稱職又一路累積經驗的 ENG 團隊，記者可以專注內容，心無旁鶩。

 曾經活在「快樂新聞部」的有線記者們最不忿，正是公司二話不說手起刀落，沒有商量，不珍惜員工，不當他們是寶貴資產，一個二個只是用完即棄的工具。

還只是不久前，有線新聞在傳媒行業內，公認是做新聞的樂土。有線新聞部記者內部聯絡的 WhatsApp 群組，取名「快樂新聞部」，不少記者同意這個稱號名副其實，他們以「快樂新聞部」自豪，大家工作坦誠真心，不會勾心鬥角。縱使不少記者抱怨工作繁重、人工偏低、人手缺、主管要求高、心理壓力大；大部分人都同意，有線一向是認真做新聞的地方，大家有爭拗，也只是為了做好新聞。記者編輯們每朝構思是日新聞角度，一同追尋關鍵線索，團隊合作在街頭奔走追新聞，都是有線記者的美好回憶。

有線新聞大地震，撤換新聞主管換新人，再突然即炒三名德高望重的工程部老臣子，終於激起記者公憤，罕有具名聯署質疑管理層。有線電視財務總裁郭子健發稿，稱調整架構是「強化新聞部」，管理層對各部門包括新聞部人事架構有「決策管理權」。

「決策管理權」五字，可圈可點，傳媒同業深明，老闆操控傳媒機構人事任命的決策最高點；人變，新聞之質亦變；閂水喉，亦代表新聞質素難以為繼。

裁員先斬工程人員，綜觀其他大台經驗，提防有陽謀：

1.      人手減少，記者與攝記往往要兼顧更多技術細節，一身兼多職，做死你，自然行動較慢、減少靈活、磨滅新想法。秉承香港社會陷落規律，這些都是老闆樂見的：做事最緊要平庸、不要太過醒目、不要做出頭鳥，人有我有、人云亦云，擦鞋擦得好，才是生存之道。最新例子，有新任新聞主管最關心的事情，就是下屬出鏡時，有沒有穿黑衣。

2.      減少工程人員，即是減少了直播靈活性，資源缺乏下，代表上級主管有更大權力安排採訪優次，「重要場合」如林鄭見記者，自然要直播，民間什麼記者會，就說資源不夠，得過且過。

3.      少了工程人員，新聞傳送速度較慢，妙事。或許有人問，電視新聞主旨，不是要快嗎？對不起，這時代早已不談「要快要準」，「快」有時候代表老闆未有機會定個神來政治審查，新聞速度越快，政治上越危險，很多老闆只是追求安全，並不追求卓越，更不想見到任何令西環不安的內容。

要控制新聞內容，透過結構性的「決策管理權」，影響廣泛，滲入骨髓，不用著眼於某一單新聞如何處理，結構要位的人事更迭，正是操控過程的重要一筆。

聞說往日九倉大老闆吳光正經營有線電視時，把這家電視台當作「社會企業」，有線電視年蝕億元，都是地產大亨一兩座豪宅的價錢。資本主義下的商業機構，老闆就是獨裁者，坐擁「管理決策權」，操財權與人事生殺大權，所謂新聞自由，很多時只是老闆一念之仁。

商業運作大道理下，一間公司不賺錢，難以持續經營，而新聞部往往是賺取名聲而不太能賺錢的部門，老闆身為出資者，常常一聲重整架構或善用資源，就可以手起刀落，一聲公司擁有「管理決策權」，就可以為所欲為。但是手法太粗暴的話，會引發反彈、折損士氣、自削公信力，自掘墳墓。

時代就是這麼壞，有些老闆，就是要粗暴，要自殘，就是要損你士氣。有線新聞走上亞視永恆之路，但願，管理層的忠誠勇毅，是向專業忠誠，不是向主子叩頭時忠誠；所謂勇毅，乃監督權貴時勇毅，不是對下屬開刀時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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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詳述以「決策管理權」操控新聞之「結構性審查」方式，剛加印第三刷，各小書店有售，請支持。

（此文部分內容原刊於《蘋果日報》論壇版及《明報》副刊，此乃合併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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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又重新看這直播片段一次，7.21《立場新聞》元朗襲擊事件的直播，單是FB平台，有超過五百萬點擊。因為警察抬出新論調，不點名明示暗示指控這次直播，為了看清楚警察的指控是否有理可據，我認真地看了一次。

證實，香港警察含血噴人、信口開河、顛倒是非的本領，又大有進境。

又證實，前《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處變不驚，出奇鎮定，混亂中堅持客觀報道，倒地後爬起來繼續直播，驚魂未定時不忘提醒過路人危險，堪稱新聞教材。

警方指控直播三件事：一，直播鏡頭只指向「單邊行為」；二，旁述令人誤會現場是「無差別襲擊」，是不正當描述；三，警察描述事件再起衝突時，特別指「有穿反光衣女子行出閘外遇襲，事態急劇惡化」，暗示混亂由（立場新聞）記者做成。

直播鏡頭只指向「單邊行為」？

首先要破解一個警方常掛在口邊的誤導言論，就是媒體的鏡頭常指向警方，捕捉警察（的不當行為），而不指向示威者。當然這是錯的，眾多示威者縱火、堵路、私了的片段，還不是傳媒所拍？

傳媒的鏡頭為何會指向警察或白衣人？你看足球賽，當前鋒進攻時，鏡頭當然對準攻門的球員，難道鏡頭對準龍門看他準備如何撲救防守？鏡頭對準有動作的一方，這是自然而然的動作。當夜白衣人帶齊木棍竹枝，蠢蠢欲動，鏡頭指向白衣人，有何稀奇？

況且當日《立場新聞》的直播，亦有拍攝閘內市民的動作，也拍攝到有人擲樽，旁白（0144）亦有指出，閘內有市民向外擲水樽，鏡頭並非單指向一方，指向白衣人較多，因為白衣人武器多、動作多、行為激烈得多。

旁述令人誤會現場是「無差別襲擊」？

最關鍵約半小時的旁述，記者從沒有說過「無差別襲擊」，她的描述，都是畫面上看得到的，例如「攞住木棍攻擊市民」（0000段）、「向市民揮棍」（0144段）、「伶住木棍同竹枝，不斷向閘內的民眾襲擊（0638段）、「攞木棍同雪糕筒、打列車入面市民」（1347段）、「列車入面，男女老少……」（1524段），這些描述，皆屬平鋪直敍，畫面亦可見，何來不正當描述？

況且，最後從不同新聞片段看到，被打的有孕婦、記者、跪地求饒的人、早前在市區路過背部被打至傷痕纍纍的廚師，難道還不算「無差別襲擊」，難道還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

事件因為記者行出閘外遇襲，事態急劇惡化？

警方此番論調，可謂顛倒黑白。翻看片段（0728段），當時大部分白衣人聯群結隊後退，記者亦出了閘，但靠近閘邊，聽不到有說什麼、也看不見有大動作，當時亦有其他閘內的人出了閘觀望，突然穿粉紅恤衫的「西瓜阿叔」突然轉頭奔前，揮動類似竹條物體，襲擊閘內的人，初時他的襲擊目標不是《立場新聞》直播記者，但他看見有人在攝錄時，轉身抽擊《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亦應聲倒地。之後，更多白衣人走回頭，畫面見到四周有白衣人拳打腳踢。

整個過程很清楚，事態急劇惡化，是有人大開殺戒動手，與記者行出幾步無關，當時很多人走出閘外，無追得貼，亦無大動作，情況惡化是因為白衣人回頭打人，繼而追上月台，當中曾有人舉傘或開水喉保護自己，攻擊性不大。

整個直播重新看一次，還有很多記者直播的細節，值得一書，甚至成為新聞教材。

立場姐姐何桂藍第一次倒下之後（0745段），沒多久爬起來，繼續拍攝，再被打，又倒下（0825段）這次時間較長，二十多秒，然後又再爬起來，繼續直播，不屈不撓的意志，令人敬佩。雖然喘著氣，明顯驚魂未定，但沒多久，又繼續直播旁述，冷靜清晰，而且很清醒地站遠一點，繼續紀錄。

請記住，7.21 這些片段，今天我們每個鏡頭都非常熟悉，但發生當下，無人能夠想像地鐵站無差別亂打人此等事情會發生在香港，更何況親眼目睹、更遭人圍毆，然後繼續不失客觀地繼續報道。

全個直播中，記者不只平實報道，更於引述一些並非自己親眼目睹的事情時，特別強調訊息來源，例如有關究竟有沒有人報警時，記者多次提到是在廁所救助最早衝突女傷者的救護員所說，有人早已報警，《立場新聞》記者在直播中，多番強調是救護員口中得來的資料（0420, 1425, 2210段）。此做法符合一般新聞報道基本做法，若自己未能查證而訊息重要需要說時，最少要告訴觀眾消息來源，由觀眾判斷有多可信。

直播之中，若遇上迎面而來一家大小，直播鏡頭會避開，記者會暫時放下身分，警告人此地危險，要盡快離開；認真報道之餘，不失關懷，更是難得。

本來，一年前的衝突，若政府肯妥善處理，認真面對錯誤，來一個獨立調查，問題早已解決，香港或許早已回復正常。然而香港警察，再一次示範其顛倒黑白的能力，一年以後，處心積累想消滅眼中釘，不只誣衊記者、更打倒昨日的我，改變警察到場時間的計算方法，又認為這是兩幫打鬥，「勢均力敵」，無視白衣人一早已在元朗集結，無視白衣人衝上月台毆打車廂內的平民百姓，無視自己一早收到情報卻從來無法解釋完美配合的無警時份，妄圖一年之後享受權力的快慰，盡開管治機器，要重寫歷史。

幸好，現場直播錄影俱在，否則有一天網絡全部遭審查、電視台有一天全部變成 CCTVB，到時，六四就沒死過一個人、721 就是林卓廷帶領黑衣暴徒攻擊元朗鄉紳了。

請珍惜刻下仍然敢言的媒體、珍惜仍可鋪陳事實的機會、珍惜能讓人分清對錯的言論自由。

（利益申報：本人為長年《立場新聞》博客、義工、雞碎咁多贊助人，和何桂藍有幾面之緣，並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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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騰

[大嶼山與桂山島之間一片汪洋，有白海豚暢泳]

老遠來到大嶼山西南角的分流，荒僻海岸，向南眺望，有一個大島。朋友問：那是什麼島？

地圖上，這個島不存在……

告訴你一件香港的死罪，政府出版的香港地圖，可能因為版權問題吧，深圳河以北，一片空白，簡直目中無祖國，彷彿發展驚人的深圳特區從不存在，涉嫌分裂國家；至於香港海域以南屬於珠海管轄的萬山群島諸島，更不會在地圖上畫出來。

我們從市區坐大半小時地鐵到東涌、轉巴士翻過兩座大山到大澳，再徒步兩個多小時，才能來到香港地界西南極的分流。大海對面那個島，叫桂山島，即是曾幾何時男士的「洗頭勝地」，馳名「洗頭艇」目的地，不用回鄉證就可以按摩洗頭。

就是桂山島，最近黨媒不斷吹奏要仿效橫琴模式大填海，劃歸香港使用，幫助解決香港土地問題。先不說一個國安法令外資急撤、湧現移民海嘯、工商物業成交價慘跌，土地問題一下子解決得七七八八；桂山島位處浩瀚湮海一隅，處身颱風航道，剛剛路過的颱風海高斯，最強風力的風眼壁就掠過桂山島對開的珠江口，有些地方幾百年來沒有可觀發展，總有天理；那小島，沒有任何基建連接，倡導者甚少提及路途遙遠，任何基建都是世紀工程，既耗費不菲亦破壞環境。你就算得到一片新土地，正常人都必須認真去問：是否值得？同樣的錢財心力是否應用在別的地方？

這時代的超前基建，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也不需問效益。就如史前部落豎起巨型圖騰，或古埃及法老王豎起神像神殿，都是統治階層愚民的精神鴉片，不需問用途，只是供人膜拜。

橋唔怕舊，勞民傷財之舉，最新一項叫普及病毒檢測，檢測完，既不會免疫，更不會保證你明天不染疫，未必能用作過境健康碼，又不可能用作放鬆社交距離的「優惠」，更會製造安全錯覺。勞師動眾，健康方面的益處只是找出社區一小部分潛在感染鏈。

沒有全民檢測，就沒有林鄭與眾高官記者會上講的二十六次「中央」。圖騰之用，不在於實效，找個理由，叫人欽敬膜拜，就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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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定去留四大潛在爭議

民主黨與公民黨先後同意以「科學的全港取樣民意調查」，以「民意」為依歸，決定是否延任。

首先假設各方對何謂「科學民調」、什麼叫「隨機抽樣」沒有異議，但是在以下幾方面，不只是「科學」問題，更牽涉具體的價值取向等「政治」問題，似乎不容易解決，或要先有共識，否則民意調查只會變成一輪新的爭拗：

第一是 sampling 問題，誰人是合資格受訪者？即是誰有資格回答民主派去留的問題？最少有幾個可能性：

1. 問全部香港人 — 即全體香港人，不論政治派別都問，但是問題就來了，民主派的去留為什麼要問梁振英或藍絲們的意見？如何避免有人搞局，擾亂調查？
2. 問非建制派支持者 — 即排除建制派支持者，其實這樣較合理，因為現時爭論為泛民與抗爭派本土派之爭，但如何在民意調查中分辨隨機抽樣的人是什麼派別？靠自我申報是否準確？香港人喜歡號稱「中立」、「無黨派」，這些人又應否問？
3. 問投過票的特定支持者 — 即是例如，民主黨的去留應該只能由投過票支持民主黨的選民去決定，因為若論「民意授權」，民主黨在上屆議會所獲的「授權」，理應是投票給他們的幾十萬票，他們是否應接受延任，亦理應由原來投票支持某黨或某特定候選人去授權，不應由選擇其他黨派的選民去參與決定。

如何解決上述問題？似乎全部都問就可以，即是全民抽樣問，取樣要比正常一千人大幅增加，受訪者以所支持的黨派細分為不同群組，再看以上第一、二、三類人的態度。不過，參與「民調定去留」計劃的各位議員，是否要事先講明會採納哪個組別的結果？否則到時輸打贏要搬龍門，又會爭議不絕。

不過，由於各方估計，去留之意見可能五五波，很接近，那就代表有人會有誘因搞局，這個民意調查是否會考慮建制派市民的意見？如不，如何分辨？

第二是，問題如何設定？

1. 去或留，二選一。但凡事並非非黑即白，坊間討論的選擇，最少包括「有條件地留任」。
2. 接受延任、不接受延任、有條件地接受延任、三選一。一樣有問題，接受幾多條件、什麼條件才應延任，是否要問清楚？
3. 接受延任、不接受延任、有條件地接受延任、並具體例出所有條件，例如承諾抗爭、承諾否決預算案、承諾捐出薪津等等，逐個條件去問等等。如果是這樣，問卷會變得非常複雜，可能變得沒有清晰結果。
4. 有沒有「中立」的選擇？「中立」票如何計算？（會計界議員梁繼昌做的網上問卷，有5.6% 人回答中立）

第三，有關執行的門檻：

1. 若簡單問去或留，是否遵從簡單多數？即過半贊成者即為需要遵從的「主流民意」？ 若 51% 對 49% ，始終有一半人不高興，如何處理？
2. 計算誤差，可能有正或負 3%，即是結果相差 6%，統計學上也可能算作未分勝負，到時如何計算？採納哪個數字？
3. 如果這是「公投」性質，那麼門檻不一定是 50%，可以是三分之二票才叫「門檻」。這些遊戲規則是否要事先講明？

第四，究竟是「齊上齊落」還是「各自修行」：

就算是泛民議席中，「民意授權」也有不同，有些是地區直選的五大區選民，有些是區議會界別的全港選民，專業界別，「授權」則來自醫生、護士、教師、律師、會計師等，是否要做很多個民意調查，每個調查樣本都不同？專業界別要問自己界別議員意見？但是，如果調查結果不一，有些人走、有些人留，是否還要「齊上齊落」？

不要以為做科學調查就能解決爭端，可能只是進一步爭拗的開端。最理想的情況，是做民意調查前，各大宗派好好商討民意調查的細節與後續的行事標準，並舉行大規模辯論，讓市民明白議題與各種利弊，明智表態；若能互諒互讓，或能成為民主商討的典範，確立和勇不分，打破分化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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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專訪毛澤東 — 斯諾的採訪故事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陜北

前輩程翔發文，認為美國社會半世紀以來，對紅色中國產生幻想、政界知識界屢屢誤判，追本溯源，同當年美國記者斯諾到陜北採訪寫成的《西行漫記》那一輩左翼知識分子很有關係。

當年毛澤東帶領完「長征」，躲到陜北安頓，初建共產主義烏托邦；斯諾深入紅色根據地，採訪三個月，寫成報告文學 Red Star Over China （《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為《西行漫記》），無疑燃起一代西方人對火紅中國的憧憬。日本歷史學家石川禎浩出版的《「紅星」是怎樣升起的》，追溯上世紀三十年代毛澤東冒起時，他在西方傳媒中的形象，有近半內容有關斯諾的故事。石川禎浩反覆探問：斯諾的寫作過程有沒有受審查、有否自我審查、有沒有妥協？

中文大學出版社：《「紅星」是怎樣升起的》，石川禎浩著

斯諾的報告中，對如何獲得安排諱莫如深，曾記載是北平的中共地下組織用隱色墨水寫介紹信，製造一個勇闖「赤匪巢穴」記者的印象。當年共產黨新建的陜北根據地，於外界猜想中，是詭秘危險的龍潭虎穴；當年駐華記者圈子曾傳出斯諾途中遇害的消息，故斯諾回到北平第一件事，要公開露面澄清，變成了新聞人物。

任何可以「講一世」的採訪故事，必有天時地利人和，斯諾成為深度採訪毛澤東第一人，首先是碰上了一個絕佳時機，毛澤東長征後於陜北建立根據地後的 1936 年，國共準備聯手抗日，局勢稍穩，毛澤東亦需要對外宣傳他的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而斯諾當時已在中國八年，採訪抗日救國運動時，與共產黨人建立了良好關係。

石川禎浩記述，斯諾對共產黨有強烈好感，但又不屬於任何左翼黨派。看來這種「偽中立」對共產黨最有用，也是他獲信任獲採訪三個月的原因。斯諾的寫作，有沒有被共產黨審查？石川禎浩追查，發現斯諾曾給毛澤東確認其採訪筆記，但主要是因為言語不通，為了確認翻譯是否有誤；《西行漫記》過半內容是斯諾回到北平後寫，故共產黨難以檢查。一些記錄亦可見，毛澤東曾要求斯諾把整本書在陜北寫出來，似乎是要監督他落筆，但被斯諾拒絕。不過，斯諾回到北平時，很多在延安採訪過的共產黨人，又轉頭要他不要發表，當中斯諾曾刪除了一些周恩來等人揶揄嘲諷國民黨的話，因恐破壞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

石川禎浩認為，「在事關記者的職業操守時，斯諾是從不妥協的。」但無疑斯諾對共產黨有極大好感，在陜北與共產黨人相處融洽，輕信延安的理想新社會，而質疑警惕不足。

 

1970年，毛澤東在北京接見斯諾

諷刺的是，《西行漫記》於西方一紙風行時，其中譯本早已消失於中國，因為只是廿多年後，毛澤東革命前曾慷慨陳詞所承諾的民主自由，已經變成謊話，書中人物，很多亦在政治鬥爭中倒下。

歷史由勝利者所寫，《西行漫記》已經不合時宜。斯諾去世前，於1970年重訪中國，會晤毛澤東，官方傳媒只形容他是「美國友好人士」，絕口不提其背景。斯諾遺孀曾言，斯諾目睹文化大革命，與當年的美麗圖畫有巨大落差，感到「難以理解」、「十分傷心」。

陜北的三個月採訪，定義了斯諾的一生。究竟他晚年時重訪中國，目睹共產主義烏托邦實踐的真面目，有何感想？據石川禎浩的考究，斯諾沒有白紙黑字寫過，剩下的就似乎只有他遺孀的片言隻語。不過，石川禎浩相信，斯諾應該從未感到自己寫書時受到毛澤東或共產黨欺騙，否則，就等同否定了《西行漫記》的價值，也同時承認了自己作為記者的人生，毫無意義與自豪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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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送來一張「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聞自由地圖，新聞自由最差的國度塗上黑色，較佳的地方是鮮橙黃色系，望望香港，簡直是黑暗中的螢火蟲。

據「無國界記者」排名，中國的新聞自由全球尾四，僅次於北韓、土庫曼等國，地圖上一大片黑暗；香港在大國腳底，廿多年來排名由前列跌到中游，總算還是暗橙色，相比之下，螢火蟲縱使光采黯淡，但在一片漆黑中，已經鮮明出眾。

曾幾何時，外國記者稱香港是亞洲的自由堡壘，大概是越戰前後吧，歐美記者來到世界這一端，遠東一帶由越南、柬埔寨、菲律賓、到中國大陸、台灣、南韓，莫非獨裁亂世、或沉醉於鬥爭狂熱，英治下的自由香港，成為戰地記者喘息地、發展成國際傳媒地區總部。

香港的成功其實很簡單，有自由、有法治，而周邊所有地方都沒有。

俱往矣。《紐約時報》率先宣布，會削減香港三分一人手，網絡運作將轉移到首爾；LINE及母公司的數據備份亦撤出香港，原因正是國安法陰霾，自由進一步受威脅。最新消息，眾多外國傳媒駐香港簽證被拖延未獲批，當香港與中國等同，凡事與外交部同一鼻孔出氣，獨特地位可以瞬間煙消雲散。

一個論壇上，有內地朋友問，香港這「螢火蟲」，內地傳媒行業有什麼值得學習。我說，言重了，內地環境嚴峻百倍，不要學、學不得。

不過，香港正急起直追、加速倒退。倒想起，內地傳媒人二十年前的掙扎，或者值得香港人借鑑。那時候，內地記者擦邊球、冒險做調查報道、徘徊紅線邊緣。但空間一路收窄，一層人被逼離開，但接替的另一層人仍然勇猛，遭清洗之後，下一層人繼續承傳；律師亦如是，一群律師被抓了，另一群頂上，再被清理，又有另一群律師為律師辯護，另一些記者為律師報道，一代又一代人，排着隊上陣，堅持專業不怕犧牲，時勢不容，仍發光發熱，直至最後一人。

香港正踏上這條路，參選人被 DQ 了，有無數的 Plan B Plan C；是日六四晚會大搜捕，政權要趕盡殺絕，想製造寒蟬效應，排第一、第二排的民主派全數遭法律武器掃射，後面第三排、第四排的人，亦是時間上路。

不只新聞行業，是每一個行業每個崗位每一人，前仆後繼，或許可以買一點時間，漆黑之中，燃點更多風中之燭，念念不忘，終有一天，回響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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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靖時刻 — 慕尼黑協定的故事

慕尼黑協議：左起，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希特拉、墨索里尼。圖片來源 wikipedia, Bundesarchiv, Bild 183-R69173 / CC-BY-SA 3.0 

今天「綏靖」二字，代表姑息、軟弱、忍氣吞聲、對強權惡行視而不見；「綏靖主義」(appeasement) 變得充滿貶意，正是由二戰前的英國首相張伯倫發揚光大。

史家到今天仍然在問，為何張伯倫縱容希特拉，更聯合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簽訂出賣捷克人的慕尼黑協定，最後讓納粹德國幾近不費一兵一卒吞併捷克斯洛伐克，揭開二戰序幕？

希特拉的野心路人皆知，為何張伯倫相信納粹德國會信守承諾，按慕尼黑協定佔領捷克邊區大片「自古以來」德國人聚居地蘇台德地區後，希特拉就會心滿意足、大軍止步，於是世界和平？

 《慕尼黑：1938綏靖危機》(David Faber: Munich, the 1938 Appeasement Crisis) 一書，重現歷史場景，微觀要角言行，拆解綏靖之謎，剖析英法的容忍，如何令希特拉信心滿滿，摸清對家綏靖底牌，日後放手侵略。

張伯倫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這是多麼可怖、荒誕而不可思議的事，我們要挖戰壕、戴上防毒面罩，就只為了遙遠國度一些我們一無所知的人在爭執。」(How horrible, fantastic, incredible it is that we should be digging trenches and trying on gas masks here because of a quarrel in a far-away country between people of whom we know nothing.)

這段話如今看來，很不可思議，但不須大驚小怪，捷克對英國人而言確實很遙遠。莎士比亞在《冬天的故事》一幕對白中，一句「你肯定我們的船來到波希米亞的沙漠？」常被捷克人用以自嘲，說明西歐人對「中歐」的無知與漠視，連莎士比亞都以為波希米亞（今捷克腹地）有海岸。當時大英帝國的議員，常搞錯「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 後於1993年和平分裂成捷克及斯洛伐克) 的名稱，口誤說成「捷克斯拉夫」(Czechoslavia) 或「捷克斯洛文尼亞」(Czechoslovenia)；當年捷克外長馬薩里克到訪唐寧街十號之後，更憤然說過「我用了大部分時間向裏面的紳士們解釋，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國家，不是一種傳染病。」

古今中外，很多人只看見自己豬圈的幸福，不問身邊事，更何況隔了一個海的遙遠土地。當年捷克朝野寄望國家有難時，英法會按盟約援手，期望落空。

希特拉當時揚言，若英法不同意捷克境內有三百萬德國人居住的蘇台德地區「回歸」德國，德軍將直搗布拉格，結果將會更慘烈，英國人明白大戰逼在眉睫，因為一旦德軍入侵捷克，法國根據盟約協議可能軍事介入，英國亦會被掀扯進一場毫無把握的戰爭。為了備戰，倫敦一片哀鴻，相信空襲轟炸在即，而大英帝國於經濟大蕭條後，外強中乾，未及備戰。

說到底很多人只為舒適生活，沒有人想打仗，所以當張伯倫拿着一紙希特拉簽名的協議，承諾德國只會揮軍收回蘇台德地區時，張伯倫以勝利者的姿態，高舉一紙空文，說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綏靖政策」在他口中不只正面，而且是劃時代的外交大略，雖然部分國民感到屈辱，但大部分英國人鬆了一口氣。

有史家形容，那一紙慕尼黑協定，有如把希特拉的渴望和盤奉上，張伯倫答應的，正是希特拉的全部要求，納粹德國不需要開足火力張牙舞爪，那侵略的盛宴，由英法安排，一道菜一道菜地捧到希特拉桌前任他享用，以為就此換來和平。張伯倫執著的只是德軍接管的步伐與之後的國際監察細節，並宣稱紛爭已有秩序地解決，和平談判有成果。

只是，德國吞併蘇台德地區後不足數天，希特拉已全面推翻協議細節，開始殺猶太人，半年後借故侵佔整個捷克斯洛伐克。

剩下的謎團是，為何張伯倫對希特拉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信任？

駐柏林記者在地觀察，早已多番提出警告，肯定納粹有一個宏大的目標，要摧毀英格蘭，挑戰大英帝國的地位，但張伯倫與希特拉三次會面後，縱使親眼目睹希特拉的強硬與狠勁姿態，仍然熱衷於和平使者的光環，自我感覺良好，張伯倫說過：「我的觀感是，他（希特拉）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言出必行。」張伯倫甚至認為自己能影響希特拉，建立互信關係。有史家認為，可能張伯倫與謀臣們都是英國紳士，未見識過真正險惡又隨時背信的人；也從張伯倫給家人的書信可見，他過份自信、自戀自憐。一位外務次官形容，張伯倫被希特拉催眠了。

當然，「綏靖」也有實際考慮，惡霸長大了，英法當時未夠實力迎戰，「不應以開戰來避免一場未來的戰爭」，當中不少謀臣真心仰慕希特拉的成就，怯於批評，亦認同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塞條約》對德國太嚴厲，納粹要求接管捷克境內三百萬德國人的地區並非全無道理，又恐防英美法聯合施壓，會惹怒希特拉更快行動。

張伯倫之錯，乃誤判希特拉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手，誤信一紙承諾、聲明上一個簽名。綏靖式的溝通對話，給希特拉壯膽。

繼任的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形容這個協議是「完敗」。

希特拉後來說過：「我們的敵人是一堆小蟲，我在慕尼黑見過。」

結果，「慕尼黑協定」下，捷克被國際社會遺棄，蘇台德地區被德國佔領，當地供應捷克七成的煤、鋼鐵、電力生產，全數交到納粹手中，壯大戰爭機器；捷克人建造的防禦工事，亦落入納粹手中，從此無險可守。德軍奪取了蘇台德地區，等同操控了捷克的命脈，攻破了捷克的最後堡壘，德軍駐地距離首都布拉格只有幾十公里。

綏靖換來的和平，只有一星期。希特拉沒有履行協定的細節，半年後德國侵佔整個捷克，一年後攻打波蘭，二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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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於蘋果日報論壇版，此為加長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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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麗日，願你能看見永恆

八月一日　朗月當頭，亦有陰暝之晦。青天麗日，每見風雪如飛。

一個圖表，總是有升有跌。

當你見到圖表上，只有一條沒有波動的橫線，通常都是凶兆，例如心電圖上一條橫線，代表死亡。又例如恆生指數走勢是一條橫線，買賣永遠一個價，那是當年金融風暴大鱷狙擊港股，政府史無前例入市，定價買起全部賣盤那條驚心動魄的橫線。

最近常見一個圖表，這種形態，從來未見過，幾近天天都是橫線一條。

 

這算是好消息，是天文台的能見度圖表。例如幾天前西灣河能見度，一條橫線，長時間維持「五十公里」讀數，代表天朗氣清，污染輕微。還記得，往日能見度有二十公里，已經驚為天人。

瘟疫蔓延時，內地工廠停工，街上車輛廢氣減少，換來記憶中空氣最晶瑩剔透的一個炎夏。這一年的炎夏，正如去年酷暑，我們會永遠記住。

不過，縱使污染少，為何能見度讀數如一條橫線，一動不動？

原來那標示的讀數，不是肉眼所見的能見度，只是天文台用儀器量度光線在空氣中的散射幅度，從而估算能見度，五十公里是儀器讀數的上限，代表「爆燈」，不是海平面極目所及最遠處。

那麼，肉眼可以遠望至五十公里外嗎？可否極目遠望無窮無盡處？

原來，視乎你站在什麼地方。如果你站在海邊望海，最多只能望到約五公里，因為地球是圓的，我們都站在曲面上，你遠望海面的船隻，的確是先看到船的桅杆，幾公里外，船隻已在海平面弧線之下，看不到。

如果你攀高到二十五米，能見度就增加到十八公里，這就是為什麼雷達總置在船頂，燈塔也要建在高崖邊，才更易被船舶看見。若你要遠望至五十公里外，就必須攀上海拔二百米的高度才可以。

但願，我們每天都有心情登高望遠。

踏上無盡旅途，每個青天麗日，願你能看見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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