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血液依然溫熱，兼記專欄完結的方式

我一直避免揭開最後一份《蘋果》，不願看有關新聞，怕自己太激動。

一個專欄的完結，有很多方式。

很早以前，是自己求去的，時間花不起了、又或發覺自己乾塘了、語言無味了、肝腸寸斷寫不出好東西了，output 遠超   input 了，要停一停。

後來，試過被編輯叫停。有編輯很直接，下星期不需要你寫了，謝謝，當然不需要解釋；又有一次，編輯說改版了，下星期揭開一看，是改一個人的版。

《蘋果》最後一章的評論版文章，早前答允編輯會不計稿費準時交稿，一路寫稿，一路看新聞，收稿的編輯已被捕。

這一篇，是《名采》版的，編輯說我們要做「福壽版」，告別號。寫了，提早交稿，不知還會否出版，也不知何時死期。

猶如看著一個血液溫熱的人，活生生，被送進毒氣室行刑。

而行刑者，升官發財。

*

〈你的血液依然溫熱〉

（載於最後一份《蘋果日報》〈名采〉專題〈無名字荒野〉，此為加長版）

 

臨別、彌留，通常沒有什麼話好說，只好懺悔。

朋友説，我連你的創刊號都珍藏，一出世就支持，一定是忠實粉絲。

坦白從寬：不是。

你的前半生不可愛，我甚至同自己說過，今後不買《蘋果》。

「陳健康事件」是觸發點，加上其他腥色煽，聳動標題，精美印刷，你把一份低俗小報的風韻發揮得淋漓盡致。道德撚如我，不買，但必睇，你在公司報紙架上人人搶，獨家猛料、政治八卦、名家專欄、揭人陰私娛樂版，邊睇邊罵是常道。

直至你的蘋果動新聞橫空出世，殺出一條血路，我才開始有一點覺悟。

傳媒要自主獨立，必先要有錢，有錢才能抗拒強權壓力，有錢才不會為一丁點賞賜卑躬屈膝，有錢才有尊嚴，有錢才能勇敢創新、承擔得起失敗。錢從何來？首先是群眾基礎、讀者支持。

與其說你影響了香港人，不如說是香港人終於找到了他們需要的報紙，也可以說，是你義無反顧撕破傳統新聞道德的枷鎖，滿足人性的需要。

你近年變了，渲染色情、暴力、自殺案的報道大減，年少輕狂不再；但堅守自由陣地、監察政府，為無聲者發聲，卻從來未變。記得很多年前，我寫文章批評你，準備以點擊率多寡來分紅，將會是新聞災難；回看這篇文章，雖然有批評，但也有不少讚美之辭，這篇文惹來高層撰文關注及反駁。這些新聞法則的枝節，昇平時代，儘管討論；來到大是大非時，你從不含糊。

當那些報界紅人在笑、在退、顧左右而言他，裝扮一切正常，你依然守在最前，站穩公義一方，你是荒原路上的明燈，你是香港最後的自由堡壘。

我和你無緣，專欄上下左右格的鄰居，談到與你的情誼，我寫不出，因為沒有。你編輯找我寫稿，只是近兩年的事，寫論壇版更是國安法時才開始，大概是擱筆的人太多，才想到我。

這是一次事先張揚的謀殺，每個人都看見，你的心跳仍然強勁、你的血液依然溫熱，但你被綁上往毒氣室的輸送帶上，身邊的幫兇鳴鼓開道，然後踏在你的屍骸上，雞犬升天。

我說不出停刊之後可以再來，說不出暫別一會就能重聚；告別蘋果，也告別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告別我們習慣的生活。

哀蘋果，哀香港；我們不會忘記，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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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變種病毒株

有一個故事，廿年前在北京常聽到，流行於當時新興的環保組織中。

話說在海邊，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漁夫都出海打魚去了，獨剩一人躺在海邊，悠閑地曬太陽。遊人路過問他：「為什麼不出海打魚呀？」

漁夫答：「為什麼要出海打魚？」旁人謂：「打魚好賺點錢呀。」

「賺多些錢用來幹什麼？」

「賺了錢就可以買房子，改善生活呀。」

「改善了生活又如何？」

旁人說：「那就可以輕鬆一下，躺在海邊曬曬太陽了。」

故事有個名字，叫「直接進入好生活」，大概是「躺平」主義病毒的近代變種故事株。這故事我印象深刻，也許不因故事本身，而是當年內地熱心環保人士如傳道一樣，四處宣傳簡樸生活、警惕消費主義、反對無序的基建大工程。他們苦口婆心，但面對「發展硬道理」、「全民奔小康」、「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氣候，猶如對牛彈琴。

「躺平」病毒前幾年也有一波爆發，地點是深圳一家叫「三和」的「人才公司」。「三和大神」一族聲名鵲起，他們是一群青年男子，聚在「三和」找散工，做快遞或搬運賺點錢，他們居無定所、遠離家鄉，打工一天休息三天，不求上流，對未來沒有想像。「三和大神」病毒株被視為亂象，要移除整頓，掃進陰暗角落。

所以，病毒不是新的，但近日以「躺平主義」的猛烈變種形式傳遍網絡，庶民終於找到了爆炸詞彙，抗衡官方論述，積極地消極，躺平就是反抗。

這個體制的發展觀，錦繡河山，眼中是「礦產資源」，傳統文化就成為「愛國教育資源」；三孩政策，着眼是國家的「人口資源」，你的手手腳腳，就是「人力資源」。萬物為我所用，種韮菜目的就是要割。

幾十年改革，共產黨引以自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貴資本主義，可能是全世界剝削最嚴重、最缺乏制衡的權力市場經濟。「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這個社會一切罪惡的淵藪。」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天地翻覆》一書如是總結幾十年來改革。

而體制之所以能運轉，剝削之所以能繼續，有賴一大群人甘願做小螺絲釘，遵從既定遊戲規則，他們明白現實不可改變，難以對抗，無力感之中於是順從。結果，沒有人是單純受害者，他們有份製造了這部吃人機器。

終於，有人發現，難以對抗，但你能躺下，機器就開始失去動力。

割韮菜的人最害怕是什麼，就是韮菜終於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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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文字原刊於《蘋果日報》專欄〈無名字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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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多一個理由大家要睇《濁水漂流》

這是一齣注定難以討好大眾的電影，因為有吸毒鏡頭被列為三級片，因為露宿者故事寫實得殘酷。但一開場，幾鏡冰冷密集樓景，已是一陣悸動，香港，這是香港、這是我城。

而經過今天之後 (2021年6月11日)，有多一個理由大家要睇呢齣戲。

《濁水漂流》寫露宿者，寫一個連深水埗街坊都不會去的邊緣角落。故事緣起2012年，警察於通州街清場，丟棄露宿者家當，他們在社工協助下討公道。不過電影並沒有聚焦「成功爭取」、「公義必勝」等套路。

還記得多年前在大學教書，常碰到不同大學的新聞系學生，自選「露宿者」題材，原來大學課堂、教會、學生組織都有極多「認識社會」活動，離不開探訪露宿者。有時會想，露宿者們要應付這麼多探訪，應該是一份全職工作，而同學的功課，難免千篇一律，也甚為表面，不夠深入。

《濁水漂流》觸動之處，在深度寫實，不迴避他們吸毒、召妓、偷竊。有關露宿者自己，他們也許說不清，也許記不起，也許不想記起；流落街頭，每個人都有一個「你衰乜嘢」的故事，但他們欲言又止，每人心裡都有一絲憾事，但不會告訴你。

「政府做X錯嘢就要道歉！」但是公道永遠不會來。「深水埗係畀窮人住的地方！」但是他們就眼瞪瞪看著最後根據地被所謂豪宅淹沒。社工想做點好事，往往沒有好結果。但懷抱希望是有力量的，主角輝哥決心戒毒，正是要向政府討回公道時。

好多朋友在討論「套戲好唔好睇」，我的標準很簡單，《濁水漂流》把我帶到一個近在咫尺（我曾在深水埗住過一段長時間）而又不曾認識的世界。在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掌握真理的時代，我們不需要再傾聽什麼大道理；呈現真像，that’s it。

這齣戲不完美，我覺得主要是幾位演員，包括吳鎮宇、謝君豪、李麗珍，都很出力在「演」，可能面孔太熟悉，令人感到有點不自然，而李麗珍有點太靚太光鮮。（有朋友話，露宿者唔可以靚嗎？……這應該是我的偏見了。）

是日，2021年6月11日，政府公布了電影審查新指引，把「國安」考慮納入電影審查準則，意味「紅海」已經淹至電影創作。

《濁水漂流》中，輝哥不停講「政府做X錯嘢就要道歉！」，會不會影響了警察忠誠勇毅的形象？會不會傷害了這個脆弱的政府？會不會危害了國家安全？以後電影太寫實會否有罪？觸及階級矛盾會不會變成煽惑仇恨？香港自國安法訂立後偉大光明的一面你不講，揭露社會陰暗面會否太缺乏正能量？

根據現時的墮落軌跡，以上每一個問題，以後每一套電影（如果還叫電影的話），政治紅線深入劇本每一場每一句、導演每個鏡頭都要三思政治與國安。從今天起，不只選舉制度追上了伊朗的層次，連拍電影也要向伊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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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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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與我們的距離

你們站在坦克的一方

谷針谷不起，只能怪自己

是日，星期二，又不幸見到林鄭記者會例牌直播。

你就明白，為何疫症接種率低、谷針難。

林鄭一聲令下，谷針運動大龍鳯開始。大家一定聽過電台風暴消息，真正打大風時，直播節目不斷「飛紙仔」，巴士停駛、小輪停航、學校停課，源源不斷新消息。政府谷針，呼籲各企業各機構一起利誘市民打針後，有一樣效果，每隔一會就有各大機構公告新搞作，地產商送樓、銀行贈優惠利息、機構學校推出打針假期，更有企業不單只即跟，更「大多你兩日」，打一針送三日假。

諸位的谷針表現，再加上各種積極批鬥、舉報，將來就是識時務者的「愛國正面清單」重要組成部分。

利益申報，筆者早已打了復必泰，乃為了盡早出外探望長輩，日後出外旅行探親公幹，打疫苗將是必不可少。各國把打疫苗變成新時代競賽，因為大家都知道，誰先達到群體免疫，把瘟疫化作一場重感冒，誰就首先回復元氣，谷針就是首要政治任務。

特區政府確實難堪，疫苗充足、行政霸道、立法會全是自己人，竟然追不上政治任務的要求，自然苦惱。

疫苗接種不理想，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林鄭、林鄭及林鄭。一個四成人評分零雞蛋的特首擔大旗，沒有感召力，再黑臉谷針，註定冇運行，任何科學解釋都事倍功半。請記住，一路倒行逆施，與民為敵，視民如屁，要付出代價的。抵賴前行時，要照鏡。

二，瘟疫政治化，由特區政府做起。政府藉限聚令歇斯底里嚴打六四集會，路人皆見；政府高官做騷只打科興，打開政治化的大門，又怎能怪人政治化。

三，香港疫情不算重，打針意欲自然低，亦不急切，可以「睇定啲」，這是一個很理性平衡風險的計算。特區政府不斷講，香港接種率低，令人擔憂，高與低是相對，看你比較的標準是什麼。同周邊地區比較，香港最新公布接種率數字是23%，也不算失禮（但疫苗接種率數字有不同基數，若以全港人口計，接種率約20%，以此數字與本文其他地區數字比較較為合理），以第一劑接種率計，鄰近地區中，新加坡最高，接近四成；澳洲15%、韓國約12%；日本、泰國、菲律賓，不足10%；台灣、越南，低至1%至2%。澳門與香港接種率差不多，中國大陸至今打了超過七億劑，新華社說這就是「中國速度」，官方沒有提供打了第一劑的數字，粗略估計有超過三成。

你同美加、英國、歐洲比較，香港當然低，以已接種第一劑疫苗佔總人口比例計，英國及加拿大是58%、德、法、意等國亦在四成上下。但他們疫情嚴重，死得人多，他們身邊總有親朋戚友染病甚至死亡，感染風險遠大於疫苗副作用風險，他們又期望開派對暑期大旅行，又如美國打針夠多已經可以除口罩，人家打針，誘因極多。

若你同群體免疫所需水平比較，當然遠遠不足，最少人口七成人有免疫力，若然疫苗有效率低，代表打針比率要更高，才或許有群體免疫。

四，政府沒有為打了疫苗的人提供生活方便的誘因。舉一個簡單例子，想到安老院探年長家人，現時打了兩針再加檢測證明，才能探望。既然已經打了針，而且復必泰的有效率為95%，很穩妥了，為何不簡化規定？因為有一隻科興，有效率50.66%，即是說，縱使打了科興能防止重症及避免加重醫護工作壓力，但始終有近一半人，就算打了科興，亦未必有足夠保護力，未能防止隱形患者感染他人。而政府又因為眾所周知的理由，不能只放復必泰不放科興，導致現時的尷尬局面。

而所謂D類食肆，一家人可以同枱食飯，屬於神話類。D類食肆幾近不存在，因為太多員工未打針，也沒多少家庭一家大細大部分人打了針。即是說，你打了針，只能用來抽獎，帶著針紙行出街，幾乎日常生活中「冇用」，亦不能出國。相反你看看歐洲，若打了針，歐盟之間快要通行無阻。

五，宣傳谷針，似乎從一開始數據掌握就有偏差。初時有說科興較適合長者，但復必泰在發達國家，長期病患者照樣大規模接種，證明反應良好安全，而且復必泰的說明從來沒有說三高人士不宜打。這是何栢良說的。香港打科興後面癱的個案其實比復必泰更多，而科興甚至沒有列明「面癱」這不良副作用，這是孔繁毅說的。

六，特區政府從一開始就採取保守打針策略。香港安老院接種率，現時只有僅僅3%，驚人地低。若如勞福局局長羅致光般比較，就見到英國加拿大達到九成以上，乃因為他們的安老院群族列作優先打針，不管有沒有長期病患，除少數嚴重疾病外，統統照打，才有此成績，當中當然衡量過風險，冒一點險都要如此。香港從一開始較為謹慎，醫管局列出的指引亦較嚴格，現在政府若要「改變策略」，相信要大費唇舌。

香港人重視規矩、重視健康（或叫怕死），在戴口罩或社交距離方面，可能是全世界最自律的一群。香港疫情不算重，市民本來就缺乏誘因去打針，一早就要利誘，而且應該要為打了有效疫苗的群體提供更多生活上的方便，當疫情接近清零時，也需要有一個回復正常生活的明確路線圖，讓人看到彼岸，懷有一點希望。

如此管治團隊，奢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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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文字原刊於《蘋果日報》專欄〈無名字荒野〉，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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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夢想成真

世上偶然還會有好消息，哈佛大學公布新一屆尼曼學人 (Nieman Fellow)，蔡玉玲獲得尼曼獎學金，到哈佛進修一年。

有一種夢想成真，是你夢圓之時，會捏一捏自己，問一聲「這是真的嗎」？尼曼學人就是這種。

蔡玉玲因為調查報道7.21事件，由《鏗鏘集》幕後編導變成法律戰公眾人物，背負難以承受的壓力，聽到她有機會暫別是非之地，好好沉澱，我為她高興，非常高興，激動了一陣子。

此獎學金被業內公認為記者最高榮譽之一，每年只有約二十名額，超過一半是美國人，剩下十個八個位置，要與全世界最優秀的記者競逐，今屆獲選的尼曼學人，只有蔡玉玲一人來自亞洲地區。

尼曼獎學金最不可思議之處，乃對學人的信任，那不是一個課程，學人來到，不需要考試、不需要期末論文。它信任每位成熟的記者必然求知若渴，有自己的方法找到最適合的學習題材，學人有資格貪婪地利用一切大學資源，與不同單位合作、旁聽大教授的課，與世界各地記者交流，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什麼事都不做。是的，你申請時寫得天花龍鳯的大計，沒有人規定你一定要做，不需要交進度報告，他信任人。

學人的待遇既優厚亦人性化，可以連同配偶或伴侶一同參與，甚至會安排學人子女在當地學習一年，免後顧之憂。

否極泰來，好人一生平安；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

過去廿多年，包括蔡玉玲在內，香港只有三位新聞從業員獲「尼曼學人」名銜，一位是許少芬，即Now新聞《經緯線》監製，她十多年前獲獎時任職TVB《新聞透視》；另一人是曾德成，即後來成為民政事務局長的曾德成，他廿多年前獲獎時是《大公報》總編輯。

哈佛大學的尼曼學人計劃踏入第84年，史丹福大學亦有一個奈特學人 (Knight Fellowship)，模式仿效尼曼學人，同樣是給記者無拘束自學一年的交流計劃。筆者有幸曾參與過，只記得深知一年有限，每一分秒都好好珍惜，所得之處不贅（請看拙作〈他他巴〉）。

翻開那年的記事冊，草草寫過一句：以後的日子，回看這一年，不枉此生。

還寫過：能夠得到一年的機會，是天大運氣，大得承受不起的運氣，大得你要還的那種運氣。

不過，也是那一年，令我明白，彼邦生活如何愜意，你始終是過客。也是那十五小時的時差，我才知道，我放不下香港。

願有一天，在煲底，我們會捏一捏自己，問一聲：「這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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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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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航》── 烏坎神話的終局

[圖片來源：金馬獎網站]

有關十年前「烏坎事件」的紀錄片不少，前《陽光時務》記者李哲昕拍攝的《迷航》，得本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迷航》突出之處在，導演追蹤事件六年，看到了主角們的「結局」，既真實，又殘酷。

紀錄片本質，就是叫大家不要遺忘。十年前汕尾市烏坎村，有村官疑貪污賣地，引發村民封村抗議，有村民代表被公安扣押時死亡，衝突一觸即發，最後廣東省政府容許烏坎以民主選舉方式重選村委會，帶頭抗爭的村民勝選，掌控村委會，「烏坎模式」處理衝突成為一時熱話。

導演沒有於此停機收工，她繼續跟進，長達六年，記錄了新村委會因權力與錢財有限，根本不能成功討回村地，村民調轉槍頭不滿當日的抗爭者辦事不力。隨後幾年，村委會代表中，有人「叛國」逃亡美國，抗爭明星村委會主任林祖鑾及其他人被指貪污陷獄，有人因上街示威衝突被判刑，當天「烏坎模式」中勝選的村民，幾近全部送進監獄，「民主試驗」悲劇落幕。

影片中，林祖鑾很多說話可圈可點，也不否認自己受賄，他是忠還是奸？《迷航》沒有給你答案，也許人隨時局而變，一部攝影機不能觀事件全貌，也不能直搗人心，記錄他們真心所想。導演李哲昕也承認情節「複雜」，人心就是如此，你問某人為什麼做某件事，他們的答案前後不一，哪個是真？也許兩個都真、也許他本人也不清楚，你也不要以為人們每個行為都是深思熟慮。至於村委會「貪污」，看來就算屬實，情節並不嚴重，甚至是有人設局陷害。有一點看來是真的，上級一早掌握「罪證」，只待你不願聽命、不識時務的話，才來抓人。

影片詳細紀錄了「基層民主」的程序，觀影完畢，或許有人對「民主」失去信心。你也可以這樣看：一人一票從來只是「民主」的一部分，民主要順利運作，需要制度配套，包括公正的公檢法系統、活躍的新聞監督、政府的公開透明，公權力的制衡機制，沒有這些配合，投票只會淪為儀式。你學人驗票箱、有監票人員、有公開點票，煞有介事做足全套，但不屑一顧背後的配套制度，一切所謂選舉，都只是櫥窗裝飾，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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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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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浪跡天地》：你願意捨棄多少？

 

觀影《浪跡天地》後，看來有不少「左膠」批評，影片美化了大量美國下流中產被逼以「無屋者」身分闖蕩天涯的故事，輕輕帶過了社會危機背後的貧富懸殊與資本剝削。

如果以是否忠於原著來比較衡量，批評成立。不過，一齣改篇電影又為何要忠於原著？

電影改編自同名報道文學 Nomadland，作者是美國記者   Jessica Bruder，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寫作。貫徹全書，都有尖刻的社會批判，確實在電影中，都變得輕描淡寫，甚至略過不提。

例如故事「遊牧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是到亞馬遜倉庫做聖誕消費狂潮的臨時工，Bruder 形容，他們是「即插即用」的勞工 (Plug-and-play labor)，他們帶著自己的家來開工，他們不夠時間組織工會爭取什麼，工餘時也沒有時間想像什麼勞工福利，他們甚至愛開夜班，因為冬天時倉庫暖和得多，不用在旅行車中捱夜抵冷。

亞馬遜臨時工的工作，就是在十幾個球場大的貨倉中檢貨送貨，每天在水泥路上，行走里數可達十多二十公里，而且手上的條碼追蹤機，會一路監察你的動作快慢。工人不斷重複一樣的姿勢，容易肌腱受傷，亞馬遜很細心，倉庫內有免費止痛藥，供人頂硬上，換來十一元多的時薪，他們是老人，沒有討價還價餘地。有人形容是「奴工價」。

諷刺的是，亞馬遜的招工宣傳單張，會把每天長跑一樣的體力勞動，描繪成夏令營一樣，可以找到一生一世的朋友；每年聖誕過後，露營車臨時工辛勞兩月終於離開時，他們的車龍稱為「車尾燈巡遊」，好不浪漫。電影版中，這些元素輕輕帶過。

遊牧者每星期等着救濟過活，口袋中只剩十塊錢。他們穿州過省的旅行車沒有「士啤呔」，不是因為疏忽，是因為冇錢。電影中樂觀的主角   Linda，曾經想過點石油氣爆炸一了百了，最後不忍心要自己的小狗也灰飛煙滅才停手。

作者形容，每次去採訪，有如往監獄探望囚友，難免有這個問題：「你衰乜嘢？」

大部分人在金融海嘯後失去一切，那一輩的美國中產，一生人未見過樓價會跌，負資產，加上離婚、酗酒等原因，一子錯無力翻身。曾幾何時，有一種社會契約，你服從社會的規範，努力工作，你會得到合理回報，現在已不可能，就算你規行矩步，你仍然可能破產、孤獨、無家。經濟復蘇，但人們繼續失業，作者稱之為   jobless recovery。

導演趙婷是聰明的，如果詳細講呢啲，電影只會在美國社會某一小圈子內得到共鳴，而不能行銷全世界，得到金像獎。

她所描繪的自我放逐、遁跡天地、擺脫枷鎖，奔馳於無名字荒野，指出一種自我救贖的可能，為世上每位受壓逼的人，提供一種浪漫想像。在此意義上，書與電影都有同一個宗旨，她們提出一個普世的疑問，大部分人都無法擺脫的兩難局面：

你願意擺脫多少社會加諸你的枷鎖？

你為了繼續生活，會願意捨棄多少自己固有的生活？

What parts of this life are you willing to give up, so you can keep on living?

或者，在香港，我們可以換個方式去問。

你為了繼續活得有自尊，你願意捨棄多少自己固有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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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專欄〈無名字荒野〉，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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