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blog 名字叫潮池，我的第一本書叫潮池，潮池 (tidepool) 是什麼？
潮池是海邊巖岸潮漲潮退間形成的小水池。
潮退時，海水積聚在巖隙之間，很多小生命在潮池中偶爾相逢，有小魚、小蝦、海螺、寄居蟹、橫行的蟹。
天地間的微物，潮池中相知相交，他們也許擦身而過，也許曾經輕輕觸碰，也許沒有可歌可泣、沒有驚天動地的事。然後大浪捲來，只半天，潮漲了，潮池消失於大海，小生命離散，復浮沉於波濤水花之中。不久以後，又一次潮退，一個新的潮池，一次新的相遇。
這個潮池不一樣，我們也許沒有時間相認，因為我們知道時間有限，這潮池內，我們發揮小宇宙，笑過哭過，盡過力，無愧於己。大浪準時來到，淹沒一切，我們來得及狂歡告別，來得及深情擁抱。
潮漲了，巨浪無情，你不必驚懼，終有一天，我們會在某個潮池，再次相遇。
(2021.12.31)
達明一派演唱會，買了尾場的票，朋友問，你肯定他們能唱到最後一場嗎？於是乖乖地又買了第一場的票。
這時代，每次相遇相知、每場演唱演講，你都要準備那是最後一次；正如 2019 年的選舉原來是我們可見將來的最後一場真選舉，正如每個聖誕派對都是末日派對，每個久別重逢原來都是一個告別儀式。
等待開場，場館一路響起〈我等著你回來〉的詭異曲音，漆黑一片的舞台上，沒有花俏設計，還以為製作單位為了迴避突然被封殺被腰斬的風險而減低成本。怎料一開場，舞台上中下都是屏幕，上方亮出舊啟德機場那個黃黑色登機指示版，航班都是飛往美加歐洲，我們回到舊時，重演的歷史也找上我們，不知怎地，已經一陣觸動。
然後，是《今夜星光燦爛》，「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如果你一早聽懂這歌，你會心裡踏實，今天發生的一切，早已在預計之中。望向極遠極遠東方，有著染紅的天，那不是歌詞，那是事實，我等著你回來，如今 2047 航班提早抵埗，祖國來到你眼前。
歷史在重演，翻唱舊碟，不是懷舊，是因為三十多年前，達明的歌已唱出了香港宿命，是因為三十多年前，創作人已洞悉璀璨都市光輝的下場。
〈那個下午我在舊居燒信〉的事，何其熟悉，好好一個舞台 video wall 影像，就在開場前被消失了。消失了什麼？為何消失？正如很多這時代的事一樣，不可說不可說，為什麼不可說也可說。重重叠光影裡，重拾某些印象都是罪，是回憶有罪，是某些人的面孔有罪，或是某些歷史相片都有罪？說這些事，台上的黃耀明面容憂戚，然後燈光熄滅，唱〈燒信〉，我投入不來，擔心第二場能否唱下去。
明哥引述別人讀《平庸的惡》的心得，「個體的惡也許乏味，但集體的惡從來不平庸」、「惡的泛濫不需要多少壞人，往往只需要幾個魅力四射的瘋子，和無數不假思索的人」、「邪惡被切成一小份一小份，細小得人們感受不到邪惡的份量，他們只是盡忠職守」、「作為個體要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東西、去聽聽不到的東西，去尋找更大的圖景，這不僅是一種興趣，是一種義務」。
明哥說，不要禁色，也不要清一色；他說，日子很黑暗，比你想像中黑暗；他說，歷史不斷 replay、邪惡在 replay；他說，我們還在，很多人已經不在。
許久以前在捷克，訪問一隊四十年前的樂隊，當年走在時代尖端的 band 友們都已垂垂老矣，仍然在玩音樂，他們懷緬說，八十年代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在打壓的狹縫中創作，八九年天鵝絨革命後，忽爾民主自由皆可得，靈感突然消失了一大半，他們笑說，曾經有點失落。
凡事往好方向想，現在就是創作力爆發的時候。
我寫我講我要唱出我夢，願我們、願香港，繼續一起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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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 ，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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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票過程，沒有昔日的驚險緊張，點票中心例牌菜，有人獻花慶祝，有人高呼必勝，翌日有人上街謝票，有人說自己個黨大勝。新貴們等了不知幾多年，終於有機會上位，請不要高興得太早，請不要忘記，不要忘記你好多恩人。
今日你們有得贏，首先要向北京謝票，舊年選舉足足推遲一年，期間大改遊戲規則，設計了一套如此完善的選舉制度，你們成為被操盤人選中的孩子，才能夠上位。
今日你們有得贏，不是因為你們有實力，這場爭位遊戲並未有機會給你們展示實力，你們能夠歡呼慶祝，乃因為大部分有民意基礎的對手都在監獄或被迫淡出政壇，一大群對手坐監，你們才有機會享受勝利的果實；所以，要謝票，首先向那些在坐牢、流亡的人、那些立法會前同僚謝票。做人，記住要飲水思源，現在，叫做勝之不武。
還想說說黨媒的頭版。選舉翌日，在街上碰到《大公報》。在街上碰到免費贈送的《大公報》，就同打開電視見到林鄭月娥，是很合理的事。
它的頭版頭條角度，非常出色，像帶我們進入平行時空，有黨媒，我們不需要元宇宙。沒錯，投票率確實超過 98%，那是選委會的投票率。
這個選舉很公平，有些特權階級更公平。選委會是什麼？庶民如你同我，地區直選，每人只有一票，選一個議員；選委會委員的上等人，每人四十票，選四十個議員，他們還可以在直選議席、功能組別投票，國家交給你的任務，投票率豈會不踴躍？選舉豈會不公平？
當數字好聽，黨媒就講「投票率」，嘩，功能組別有些界別投票率超過九成，卻不會大大隻字告訴你，那些界別投票人數只有一百人、二百人。當投票人數聽起來夠多，如直選議席，就說投票人數有「超過一百萬」了，卻絕口不提投票率，直選投票率跌破最低點，是史上最低，是一朝回到殖民地的低。
至於要解讀選民不投票的原因，也無須費盡心思。選舉中的政治光譜，本應如七色彩虹，紅橙黃綠青藍紫，現在七種顏色，殺滅得只剩三種顏色，剩下紅與藍與藍到發紫的選擇，於是原先 70% 的投票率變成 30%，也是很合理的。
又用打麻雀喻，現在莊家說各處鄉村各處例，於是自創牌例，規定自己永遠一開牌就是十三隻牌清一色，搭幾隻爛花就說這叫五光十色，陪玩的要經過審查，一手爛牌才能入局參賽。 所謂論壇掀不起一絲漣漪，所謂候選人基本上叫不出名字，所謂選舉未選已知道結果，如此牌局，還會參與的是什麼人？還會有什麼人想旁觀？於是大部分人只好享受一下政府莫名其妙在選舉日提供的免費交通優惠，遠離投票站環遊港九新界去了，這也是很合理的。
這個選舉，還未開始已結束，還未投票已告急，那些告急的忠誠候選人最後以五倍十倍的票數爭得席位，告什麼急？他們不是為了自己選情告急，是為了主子的顏面告急，這也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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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聚在山頂，雲霧中凝望夕陽方向，等待可能不會出現的落日。
我們站在遠方一塊大石，背向日光，朝着幽谷雲霞驚呼大叫、不住跳躍揮手，芒草客還道我們是儍子一群。
我們在等待「佛光」。
大東山頂，芒草時節，斜陽溫煦的一個清朗秋日，大東二東雙峰之中的低地，忽爾成為濕潤雲霧的走道，時機來了，我們趕忙找一塊向東的崖邊巨石，迎向空谷，等待。
一轉眼，佛光初現，谷中雲霧乍現一圈如彩虹的七色光環；光環中，有一個人影，細看，那是你自己的影子。你跳，影子也跳；你揮手，光環中的影子也向你揮手；雲霧飄近，影子也向你走近。
水氣折射，你是你自己視角的原點，無論身邊多喧鬧，人潮多擠擁，天地眾生之間，那圈七色姿彩中，你只見自己，風捲殘雲一個挺立的身影。
雲霧繚繞，或濃或淡，世界在變，處境在變，想起電影《V煞》，女主角在牢房高牆的夾縫中，發現一封前人留下的信，告訴她，無論環境如何改變，你寸心的自由，不會被任何人改變或奪去：「我們的尊嚴不值多少錢，但它卻是我們真正擁有的。它是我們最後的一寸領地，在那一寸領地裏，我們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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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上的「安心發問」留言，觀眾問有關調查報道] |
論壇上，主持人搞搞新意思，利用「安心發問」軟件，叫在座觀眾掃碼後，可以匿名發問或發表感言，果然觀眾們就「安心」了，踴躍留言，當中有些看似無厘頭的話，有人希望講者「多說一些spiritual的東西」。
spiritual？說些「靈性」、「信仰」的內容？這講座話題是銅牆鐵壁下的調查報道，在座是香港碩果僅存的調查報道記者，他們的工作講證據、講理性，如何「靈性」？
噢，原來是有關的。
香港新聞傳媒正受全方位圍剿，調查報道記者更受各種法律規條掃射，講者形容，現在已「斷指斷臂」。調查報道，查冊是「基本盤」，現在查公司註冊要實名登記，運輸署改例，已不批准傳媒查車牌，武功被廢；記者查選民名冊亦收緊，查可疑種票資料困難重重；僭建疑雲查圖則，屋宇署會引用「版權」原因不提供資料。
傳媒組織架構的層面，老闆受壓、或主動奉迎、或以蝕本為由，大縮調查報道人手資源。有些傳媒財雄勢大，擁有力量無窮的「調查組」，不是監察政府，而是調查弱者與眼中釘。
調查記者還是有的，他們說，銅牆上有裂縫、鐵壁上或許有個洞，記者天職，就是監察政府、查考真象，為市民發聲，縱使風險越來越大，威脅越來越近，甚至一些調查報道已很少人讀，荒謬太多大家習慣了，很多記者仍不放棄、有一天就繼續做一天。
這種堅定的信念，也許就是調查報道「靈性」的一面。際此巨變，堅守陣地的人都是勇者、留在鬥獸場上的人都是死士，調查記者講求理性分析，但講到他們為何受各方敵視攻擊仍在堅持，已不能理喻，不能用道理去好好解釋，而是一種信仰、很純粹的信仰。
每位公民又可以做什麼？他們說，每個人都或掌握一些涉公眾利益的資料，市民可以積極報料，用真金白銀支持你們信任的媒體；讀到認真而你又欣賞的新聞內容，請廣傳分享，每一道力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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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乃加長版)
廣播界老行尊教落，時事節目做訪問，切忌dead air，問與答之間，就算只是一兩秒的沉默，受眾會很奇怪，尤其是電台節目，聽眾會以為是收音機壞了。時事節目問答交鋒，主持跟進問題本來反應就要快，一路消化對方說話一路思考需要澄清跟進的細節，隨時找尋機會插問，問題要簡潔清晰，又要不慍不火，更容不下一兩秒沉默，故節目中不停腦交戰，看似輕鬆對話可以很疲憊。
前輩教導，另一大忌，不要隨便回應「係」，不少人有不自覺的「反射動作」，與人談天時，不斷點頭，心裡未必同意，但口說「係、係、係」，以示留心聽話。但時事節目主持的角色，不是應聲蟲，無論被訪嘉賓立場如何，角色是提問、釐清。特別是今天的大環境，反對派被監禁被滅聲，有機會在時事節目頻繁亮相的只有一款臉孔，主持人的提問角色更重要。
這些，專業的新聞人都知悉，並一直艱難地實踐，惟某電視台個別主持人的問答方式，每次都聽得惱火，任由爭議人物直抒己見而不加質疑追問，早已是常態，也算了。但這位仁兄聽嘉賓說話，每三五秒就回應「係」、「係」、「係」，聽過最頻密的「係」，大約十秒有三次，被訪者說「國安法有需要」，他就順口答一句「有需要」；被訪者說「政府有道理」，他就點頭說「有道理」，伴隨着不停的吃吃笑、騎騎笑，然後繼續「係」、「係係」、「係係係」…
專業的人換走了，就剩下這類人，發出美麗新香港最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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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場道別晚宴，冷不防朋友端出一支陳年干邑 XO，快要上機了，帶不走的，是這瓶二十載以前婚宴留下來的醇酒，古董一樣典雅又豪氣的酒瓶，像回到八、九十年代，最有自信最繁榮昌盛的香港。
天下萬務總有定時，世上沒有不散筵席，告別亦需盡興，一直捨不得喝的美酒，秋意漸濃的冷夜，我們一乾而盡。告別美好往日、告別變色家園、告別憂鬱都市，把回憶裝箱，尋覓下半生的海闊天空；揮別之前，讓我們一醉。
道別的朋友們，面對新生活新處境，你們有異地的陰冷冰寒，我們有故土的淒風慘雨；你們有令人沮喪的慢動作政府部門，我們有高效監控的國安警察；你們好不容易親臨曼聯主場目睹愛隊慘敗宿敵零比五，我們則在主場永遠作客大玩家買起球證旁證入球 DQ 輸零比五百。
自由從來不便宜，無論遠走他方或死守故地，都要付出代價。告別的朋友，一個一個賣樓辭工斷捨離，勇敢邁出新一步；臉書上的朋友，一個又一個改名、刪相、刪戶口；專欄園地的鄰居，一個一個擱筆、告別，或轉談生活小節飲食心得。
我們一代人，生於安樂，死於憂患；也許沒有必走的理由，也沒有必留的決心，都要調節心境，靜觀轉變，學懂告別。
無論去留，都要學懂告別往日的生活方式、學懂告別廉價的自由、學懂告別曾經以為是永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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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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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很久遠之前，「2001」、「2010」、「2020」、「2021」、「2061」，不只是一個年份，也是一種幻想、一種飛馳星際的美麗憧憬。
近日充斥著「太空探索」的新聞，美國富豪的「太空旅行神器」載名人「遊太空」，不要太興奮，原來大費周章，只是射你上「外太空邊緣」，看一眼地球，享受一會兒自由落體掉下來的零重力，全程不過十來分鐘。想起N年前因為要採訪中國太空人受外國訓練的秘聞，到俄羅斯親嘗「失重飛機」的太空人訓練環節，其實是一架波音737飛到高空關掉引擎讓它掉下來，感受幾十秒的失重狀態，簡直是絕低科技。（不過，那直落式回收火箭推進器倒是新意思。）
祖國的「神舟」大業，射三個太空人上中國太空站逗留半年，出發前例牌的「出征」儀式，慷慨激昂，振奮人心；當然，有些技術要「自主研發」自己掌握，但新聞全程直播時卻沒有提醒你，美蘇半世紀前太空競賽已鬥完，不大稀罕、技術不新；不要忘記美國人甚至早已踏足月球，他們連場政治騷之後，發現太空探索這回事勞民傷財，想「太空殖民」是無底深潭的投資，搞「太空科技」原來沒有什麼技術一定要在太空站研發，於開發「太空資源」但把有價值礦物運返地球造價是天文數字，於是幾近放棄載人太空探索，才有今天中國的太空獨腳戲。
那些年，美蘇都在研發穿梭機，報章雜誌充塞對未來的幻想，到2020那些年，我們可以去火星旅行、飛越隕石旁的天際、住在月球的太空基地、穿梭機班次像巴士一樣頻密……
時光荏苒，那些「20XX」的日子轉眼來到，我們跳不出地球，去不了火星，今天坐困愁城，眼前是一個大牢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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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為梅艷芳拍一齣傳記電影，製作人員的勇氣令人佩服，因為那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傳記作品甚少如此「近代」，畢竟梅艷芳辭世不足二十年，很多歌迷心中，她的一顰一笑仍然鮮活；歷史太近，有時難以言說，她很多身邊人仍健在，又是德高望重圈中前輩，江湖恩怨人情瓜葛如何真實鋪陳？
帶着這些問題走進電影院……
（一個已知結局的故事，以下，應該也算是「劇透」。）
一開場，是被感動的。
電影重塑七、八十年代舊香港，重現彌敦道璀璨霓虹燈、「妙麗」那孔雀開屏大招牌、荔園遊樂場的中古風情、尖東海旁舊版本欄杆，音樂、歌曲動人，選曲合宜。那是香港的黃金時代，那個敢想敢做、樂觀奮進、亂中有序、有實力定有出頭天的年代，自信十足的梅艷芳正是那時代的標誌。
昨日之日不可追，想珍惜時已經溜走，能不觸動？
不過，《梅艷芳》先天有演員的問題，由於人物太近代，必然要找一些熟悉的面孔飾演一些熟悉的面孔，「演」的味道太濃，難怪「鄭少秋」、「張國榮」，還有「楊大媽」每次出場，觀眾都笑。而飾演張國榮的劉俊謙很慘，世上似乎沒有一個人能把張國榮演得活。
電影進入下半段，更多先天難題，始終難以解決。傳記之難，在如何濃縮一個人的一生，零碎片段如何串連成一個整體，若有主線、只結晶為一兩個主題又是否太簡化？流水帳一樣的鋪陳又如何彰顯什麼意義？很多忌諱記或不記？
這些，從來都不容易處理。
電影中，梅艷芳人生交叉點的推進，似有太多事情不能道盡，如第二段戀情、暫別舞台的原因、卡拉OK掌摑事件等，非粉絲如我只看到一個個零碎片段，很多留白，關鍵時刻點到即止。而掌摑事件隱身後復出，苦楚轉化成激勵，人生故事只剩下一幕幕美好奮鬥與做善事做善事，身邊皆盡是好人，一切似是理所當然，感覺浮淺。導演梁樂民說，第一剪長達四小時多，最後刪節成兩小時，取捨之痛苦可想而知。
後半段編年史一樣的鋪陳，獨欠了 1989 的事，梅艷芳在「民主歌聲獻中華」獻唱，慷慨支持民運，電影沒有着墨。本來，一個人的傳記故事，不需要逐年去記，但電影剪輯很多梅艷芳做善事片段、華東水災片段，按年份推進，加插大量真實舊片，卻獨是缺了1989 年，結果，是一種甚為喧囂的空白。
如此時勢，觀眾或可體諒，然而，歷史與記憶就是如此逐步封埋於黑洞中。
結論：以一齣傳記電影而言，後半段不能令人滿足，只能期待據說很可能有的長版 Director’s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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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當記者的年代，常涉獵歷史專題，訪問一些退休多時、垂垂老矣的長者時，多次遇上這樣的場景。
專訪完畢，我們閑話家常，很快談到往事家事，老人家興高采烈，隨手拿起舊照片，本來沉默拘謹，瞬間眼神閃亮，整個人忽然生猛，滔滔不絕。慢慢發現，很多老一輩人（可能包括我自己），一談往事，就興奮莫名，判若兩人。
為何如此？我有一個猜想，這個猜想很殘酷。
長者們愛話當年，因為時日無多，年老體衰，看不見前路，活得一天是一天，對未來已經沒能有太多想像；當然，很多老人家依然積極向上，把握時光，享受當下，但此刻他們最容易捉得緊、抓得住的，大約只剩下生命中的美好回憶。因為難言未來，只好回望往昔。
若然人的生老病死如是，一個社會，忽然愛談歷史，常回望過去，又代表什麼？
當一個城市，面對歐威爾式的未來，處身卡夫卡式的現在，談未來，只餘夢囈一樣的吹奏，論當下，又惟恐這樣那樣思前想後不可說不可說，於是只剩下回憶與歷史，還未遭蠶食吞噬。
歷史當然重要，能鑒古知今，保存鮮活的印記，時刻提醒人不要遺忘。談過去，我們尋根，重塑一個美好的精神家園，找到力量的泉源。看不見未來之時，每個人腦海中動人的回憶，對錯得失寸心知，沒有人能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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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
家中吃飯時看電視新聞，實乃自虐、影響消化、破壞心情。往日內地記者自嘲，新聞中，外國總是水深火熱，祖國都是一片光明，這種習性已蔓延至香港傳媒。
睇新聞要留神，除了留意報道內容有何偏頗，也要留意什麼東西根本沒有報道。例如恒大債務危機，苦主四處討債抗議、或各地缺電限電影響民生工業，好些本地新聞頻道中，像沒有發生過或只輕輕帶過，如山西水災則等待中央台有官方片段才報道。大部分篇幅，歌舞昇平、市道旺盛、熱烈鼓掌。
留意一下各大聲稱「中立持平」的媒體，本地新聞標題，常會連續出現「林鄭月娥說」、「陳茂波說」、「邱騰華說」、「陳肇始說」、「中聯辦說」、「律政司說」、「工聯會說」、「新民黨說」、「外交部說」，政府高官與建制派說說說。猶有甚者，近日常於電子媒體聽到「外交部駁斥美國XXX」，長篇大論，卻沒有告訴你諸多「反華勢力」究竟講了什麼？只聽到外交部反駁。
當公民社會、工會、政黨、大學、與各種多元自主的聲音被消滅，就只剩下權力的一言堂。仍然有心的新聞機構，面對人手緊絀，又要填滿版面充塞時段，誰有源源不絕的人力物力餵你「新聞」，自然就是收你稅洗你腦的政府、自然就是有大水喉射住的愛國者。諸位主管，不想得失權貴，甚或主動奉迎，不加思索照單全收，習慣了林鄭講話就直播半小時，達官貴人聲音一面倒，這時候又不講「平衡」「中立」，高官們警察們隨便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又不需要找當事人回應了。
念社會科學的大學生們有福了，以後交功課做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或文本分析 (textual analysis)，有無數題材、無數靈感，淨是數字上分析各新聞機構的沉淪，已經是一個做不完的大研究。具體題材舉例：
*分析電台每日新聞，政府官員與建制派講話佔新聞時間的比例，及這種比例在近年的變化。
*分析電台烽煙節目及《議事論事》等節目，政府及建制被訪者，與民主派受訪者的比例，及過去一兩年之變化。
*分析《鏗鏘集》過去一段時間，「政治故」與「民生故」比例的變化。
*分析新舊有線中國組，有幾多資訊來自官方電視台，有幾多意見來自民間異見聲音，及原中國組總辭前後的變化。
*政治正確一百分，香港電台不久前明文禁用「台灣總統」的稱謂，連帶「國立」乜乜大學不能用、講台灣「行政院」都被禁，試追蹤各大電台電視台如何跟隨，敏感用字習慣的改變。
*各大搜尋器、新聞剪報庫綜合的傳統新聞媒體內容，如何一面倒？
*各大報章，對「光時」及其他敏感字眼用法之變化
聲音一面倒，更難得有KOL大造文章，列舉英國貨車運輸大混亂、警察會殺人、高官有醜聞，嘲笑移民他鄉的人。
說這種話的人，以為自己有點小聰明，卻像北韓政府抽水《魷魚遊戲》，沒錯資本主義競爭殘酷，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卻不等於北韓就是樂土。
這些KOL從來不會告訴你，人家外國勢力，報章有言論自由、社會開放、政府開誠布公、要向選民負責，掩藏不了壞消息，影視創作有自由，誇張社會醜態不是煽動不是假新聞，你才會刺激大眾反思現狀，政權耳聞批評聲音，才可能進步。
內地新聞行業最新發展，發改委諮詢七天，準備進一步限制「非公有資本」下的傳媒運作，日後「非公有資本」傳媒，即包含自媒體、私人企業等，除了不能編採發布新聞，更不能做直播、不能經營任何「欄目」、不能播送境外媒體新聞、不能做任何輿論導向的「活動」、連有關新聞的論壇與獎項都不能搞。
即是，觸碰任何「新聞」元素的東西，都變成「公有資本」壟斷的特權，日後天羅地網，操控新聞輿論，一切「有法可依」，前景一片光明。
覆巢之下，今天香港發生的一切，非因抗爭而起，都只是借勢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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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合併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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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抉擇，也是每個人的抉擇；七十年前去與留之間的掙扎，也是今天很多香港人的迷茫。
史學泰斗余英時去世，我才有動力拿起《余英時回憶錄》來讀，他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圓形廣場上的新亞畢業生名錄，他排第一，讀他的回憶錄，才知道他在人生幾個關鍵時刻，都與香港有莫大淵源，歷史在重演。
第一個關鍵時刻：一家人去留的抉擇。
大時代中，是留是走，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考慮。
1949 年，當時共產黨已經佔領北京，國民黨敗退台灣，上海陷落只是時間問題，繁華消逝、大地變色，已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在中國的資本家、知識人，究竟走或留？走，代表連根拔起，不知歸期，生命軌迹重新 reset；留，則是一場大冒險。而 1949 那一年，除了東北以外，翻天倒海的殘酷戰爭沒有發生在大城市，城市人所見，共產黨表現開明，提出「新民主主義」，召集各黨派名人志士，共商國是，問題在，你如何判斷共產黨的承諾。
余英時一家書香世代，父親是歷史學家，當時家在北京，父親決定帶家人離開，逃難台灣。問題是一家很窮，在北京有些少房產家當，要處理要變賣，很多東西，帶不走，也不能一時三刻狠狠切割。
結果，一家人先坐船到台灣，留下余英時一人，那年，他十九歲，是家中長子，負責善後，處理家當。當時已有心理準備，這是生離死別；事實上，當時很多家庭就此分隔兩岸，相隔大江大海，數十年不相見，就因為那些放不下、帶不走的家產。
世事難料，余英時父親到台灣，即發現寶島不宜久留，一來生活艱苦，二來戰爭有可能打到台灣，一家人結果轉移到香港。
香港，一如唐君毅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所言，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當年的史家與讀書人夢魂神州，看不起香港的鄙陋，東南亞國家則到處排華，來香港辦學的唐君毅慨嘆「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此」。
為何要來香港呢？當年放眼方圓千里，一方是共產黨，一方是國民黨，皆屬專政，惟香港殖民地一隅，竟已是相對安穩之地。余英時寫道：「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
當時，余英時在共產黨治下的北京要循正式途徑到香港，已經甚為困難，「香港」二字，屬申請表上的敏感詞。余英時得人指點，填寫資料時，不填「香港」，目的地寫「九龍」，而他父母的確住在九龍青山道，結果蒙混過關，來到香港。
第二個關鍵時刻，踏足香港一刹那感覺
有關余英時那「恐怕還不到一秒鐘」的感覺，很多人寫過，《回憶錄》中，余英時有幾大段的反思。
地點：羅湖橋上。
有些《余英時回憶錄》中的文字，要原句引錄：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零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
「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我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精神異動？」
余英時稱之為「精神變異」，大概就是一種有點宗教性的「神秘經驗」吧。他解釋，當時對香港並無特別感受，余英時記憶中，讀過不少文人寫過，遠赴香港，為「吸取自由空氣」，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普通感覺，但余英時說，他當時完全沒有「香港」象徵「自由」的意識，來香港時，他是準備在寒假中和父母重聚一次，然後返回北京繼續學業，完全沒有長期留港的念頭。
難得來到香港，為何想回頭？因為余英時剛加入了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青團前身。
余英時反思，他當時患上「左傾幼稚病」，曾經有朋友到北京，跟他談到共產黨人在南方農村的暴虐，他不相信，更大罵友人，後來才知道真像，非常慚愧。
為何「左傾」？要略談當年的政治環境。
曾幾何時，共產黨大張旗鼓「反對一黨專政」、也高舉「民主」與「新聞自由」，由抗日戰爭到內戰期間，對內為了籠絡人心，批評國民黨專政，繼承五四運動的民主自由道德高地，對外則為了爭取美國支持，打國際線，這些口號在知識青年中甚具感染力。共產黨宣告奉行「新民主主義」，強調聆聽其他黨派聲音，未建國已成立的政協前身，包容各黨派、學者、得到不少知識人的支持；新政府中，很多國民黨官員留任，令打生打死得江山的共產黨人甚覺不快，但毛澤東當時批評同志們的「關門主義」不要得，政府要容納各黨派人士。
余英時認為，當時很多青年人「所信奉的主要還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似乎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只是當時不願承認或不自覺。
「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他如此解釋那一秒鐘的感覺。
這種「精神變異」，或許很多香港人有共鳴。每次從大陸回到香港，踏過羅湖橋，那種香港的「自由氣息」，很真實。
例如，筆者記者生涯中，多次在內地採訪，被公安追趕，為了保住錄影片段，飛車到羅湖，匆匆過關，每次踏過羅湖橋，踏入香港境，就有一種逍遙自在、空氣清新、心頭一鬆的感覺。
可能，這就是自由空氣的味道。
不過，以上余英時有關那一秒「精神變異」的反思，是在後來重新思考的結果，當時那一秒，並沒有阻止余英時回國貢獻的決心。
第三個關鍵時刻：天意弄人的一次壞車
回港團聚數月，余英時決心回北京繼續學業，「為自己國家盡力」；他告別父母，坐火車準備到廣州轉車，豈料火車中途在東莞附近的石龍故障，滯留四、五小時，錯過了接駁到北京的班次。「但就在石龍這幾小時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場極大的變動，使我根本懷疑回北京的決定是錯誤的。」
壞車當刻，有如一次上天啟示，余英時想起了在香港生活艱困的父母，覺得自己太自私，為個人興趣，完全沒有考慮到父親年事已高又難以在香港找到工作的處境，遂感「愧悔萬端、汗淚並下」。他又想到自己一心為國家盡力，實則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什麼為中國盡心盡力？」
還有，當時韓戰已爆發，內地鎖國，余英時明知，此番一別，可能是「不折不扣的生離死別」，「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悔心大起」。
一轉念，他決定折返香港。
余英時寫道，這決定，是「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永不能忘」。
當時的余英時當然未知道後來的發展，韓戰戰事激烈之際，美軍臨門亦引發中共的生存危機，戰爭激起群眾的愛國熱情，共產黨鞏固了群眾支持，更順勢掀起建國後第一波反革命運動，清算外資企業或與外國有聯繫的人，清洗政府內的舊國民黨幹部，打擊認同國民黨、外國強權，或先前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人。
火車上，余英時作了最終決定，他寫道，當時「心中只有一片平靜與和暢」。
於是，他留在香港，在新亞書院讀書，師隨錢穆及眾多南來避禍、滯留香港的知識人，發現一個新天地。
第四個關鍵點：重新發現香港
新亞書院的生涯中，余英時活躍於學術圈子，出乎意料，他發現，香港彈丸之地，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人」，他們「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這批知識人數以萬計，既批評共產黨，也不容於國民黨，卻在香港找到一方淨土，自由討論，出版刊物，針砭時弊，連國民黨都要審查的刊物，殖民地香港都可以容忍。余英時眼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
他概括：「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流亡香港的數以萬計知識人，「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這一切，發生在殖民地下的香港。
曾經，香港有位董伯伯說過一句話：「國家好，香港就好。」這句話放諸歷史長河，靈驗的時間似乎不多。
當年流落香港的，不只余英時口中的「知識人」（他反對用「知識分子」四字，因為「分子」二字，歷年來被「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鬥爭語言污染。），還有南來的上海資本家，他們帶來資金與技術，逃難的百姓，紥根香港，他們成為香港新一代的勞動力，國家形勢壞透，逃難香港，才令小島一隅，能談得上「獅子山下經濟奇迹」之「好」。
而很多機會，亦因國家之亂，轉移到香港。
哈佛大學的燕京學人計劃，每年都提供獎學金，選拔中國的年輕學者到哈佛進修，以往所有名額都給予內地學者，但自從中國變色，這些機會，都流落到香港與台灣。
就在香港，余英時抓著了機會，被哈佛的燕京學人破格錄取，留美進修，貫通中西，成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術泰斗。
這是余英時，一個人，大時代激盪中，去與留的故事。
歷史在重複，但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複。
＊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 又爆新料，數以千萬計密件，揭露全球政經領袖名人離岸戶口與財技，前特首梁振英榜上有名，七年前UGL事件有新發展。
我倒有興趣，香港媒體如何跟進報道。
ICIJ所得密件，由於數量繁多，又需多番查證，過往一直由各地新聞傳媒的調查報道記者分工合作，追蹤本地資料，互相印證，然後同時刊出。聽說香港叫自己做國際都會，亦好像有新聞言論自由，過往幾次密件泄露，多家媒體有記者參與，總算不畏強權，往日參與國際調查的有中英文報章，甚至略親建制的媒體亦曾是當中一分子。今次「潘朵拉文件」，香港只剩立場新聞參與這個國際合作的調查報道。
是香港媒體調查報道人手不足？還是要規避風險免觸碰地雷紅線？
香港媒體報道或不報道，也大開眼界。
ICIJ的「潘朵拉文件」，事涉俄羅斯、捷克、英國、巴西等現任或前任政要重要人物，細節以前未聽聞，涉政治人物誠信，無論用什麼標準，是非對錯，都是值得關注的新聞。香港眾多傳媒縱使沒有親自參與調查，但ICIJ發布調查報道後，各大小傳媒可自行引述、跟進、評論、追訪。
香港的傳統媒體在做什麼？
不少傳媒「正路」跟進報道，引述文件、指控、梁振英回應、第三者評論等，不贅。
也有不少奇葩。
粗略搜尋新聞資料庫，例如某憲報型媒體，引述梁振英回應兩大段，而未有詳細寫出具體指控，如果沒有留意這宗新聞的讀者，會一頭霧水。
又有媒體，只報道其他ICIJ踢爆的國際名人報道，自己是香港媒體，反而不提梁振英。
某經濟新聞掛帥的媒體，不提梁振英，連ICIJ踢爆其他國際政經名人的財技也不提。
某些電子媒體，網絡的版本完全無視
ICIJ
的調查，無論梁振英或其他國家地區醜聞，一概不提。
至於黨媒，亦同樣所有有關ICIJ的調查都沒有報道，靜如深海。
（但值得一提，《東方日報》頭版大字標題批評梁振英做法，亦為奇觀。）
ICIJ 「潘朵拉文件」，好歹都是國際關注的新聞，正常的編採判斷，必然在今天報章上或多或少佔一些版面。連ICIJ無關香港的國際調查都不報道，是什麼新聞判斷？
也許是因為不想提及梁振英，就連其他ICIJ的調查都不報道，避免說不通準則、遭人議論？也許，難道有人會認為ICIJ是「外國代理人」，是「敵對組織」，於是不談不提不引述？
又有媒體行文用字，以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宣稱」得到密件等字眼。「宣稱」寫在稿裡，在新聞寫作慣例屬「特大頭盔」類，暗示編輯僅引述、未親自查證、未必可信；本來今時今日寫新聞謹慎一點，也無可厚非，雖然密件有全球知名媒體查證，甚至當事人亦不否認，但旁人難言所有細節百分百確定為真，不過這種「謹慎」，應一視同仁，不宜雙重標準，採用同樣準則的話，凡政府高官講話，或外交部談新疆問題之類，亦應寫作「某某宣稱」，因為記者同樣難以即時證實他們的說法為百分百真確。
往日的調查報道，一家媒體爆料，其他媒體會用自己的方式繼續跟進，集體關注，話題會發酵，調查更深入，廣泛傳到每一階層。現在？恐怕視而不見者居多，奢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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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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