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21, 2020

有線「快樂新聞部」落幕,香港傳媒遭汰強留弱的操控陰影


(本文原刊於《端傳媒》,歡迎分享;但版權所限,網媒請勿轉載。)

有線新聞總部位於荃灣海盛路一幢工業大廈,地面入閘後,穿過「時光隧道」亮麗碧藍的長廊,就是偌大的新聞部辦公室,各小組同一屋簷下,新聞戰線上走到第廿七年。

這裏曾經是香港新聞界稱頌的樂土,有線新聞口號是「走在事實最前線」,採訪部有一個內部Whatsapp群組,群組的名稱叫「快樂新聞部」。

有線新聞於1993年啟播,是香港第一個廿四小時廣播收費新聞台。英治時代末年那些日子,香港新聞界享受着自由的盛宴,撤退的英國人忙着放權,未來的主子還未就位,仍在嘗試讀懂香港這本難讀的書。權力真空,加上股樓齊飛,那些年造就媒體湧現,除了有線電視,還有改寫香港報業生態的《壹週刊》與《蘋果日報》、新的英文報章《東快訊》;為了採訪矚目的香港回歸巨變,世界各地派記者長駐香港,台灣《聯合報》也在香港設立港版《聯合報》。有資金、有競爭、有新嘗試,香港有線新聞,正是生於回歸前夕傳媒百花齊放、沒有禁忌的黃金時代。

2020121日上午11時,時光隧道內的有線新聞採訪室,平日急速頻密的擊打鍵盤聲止遏,記者編輯停止工作,等待一場預先張揚的命案。人事部逐一致電被裁減的員工,接獲兇鈴的人包括調查報道組《新聞刺針》全體記者,一共四十新聞部員工即時收拾雜物、帶走回憶。同一天,另外約三十位骨幹記者,表明「齊上齊落」,在新主管辦公室門前排隊,逐一遞上辭職信,「快樂新聞部」悲壯落幕。

呈辭的記者,包括採訪中國新聞享譽一時的「有線中國組」主管兼全體十名記者、港聞組大部分採訪主任、國際組、財經組主管。有線電視新管理層的裁員大計,裁走公認能幹的員工、氣走團結認真的新聞工作者,改朝換代,以自殘方式,超額完成。

有線中國組主管司徒元在臉書上留下八字:「寧化飛灰,不作浮塵」。這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撤出香港前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最後章節,留給香港人的幾行詩。

「快樂新聞部」的稱謂,曾經代表着有線新聞部仝人心地純正、不勾心鬥角、為新聞專業走在事實最前線。自從新管理層數月前空降新聞部,往日靈魂人物黯然離去後,很多中層主管們,早已料到這一天,辭職信早已寫好,藏在抽屜中。網民鼓勵離職的記者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但有線記者都明白,於此一別,已無留人處,至少,容得下他們的香港主流媒體,已經絕無僅有。

有線新聞的處境,不單是一家機構的故事、也不單是香港傳媒行業的問題,它就是香港的縮影、香港的命途。



香港只有一個大老闆

「快樂新聞部」有團結的同儕、為何不集結力量戰鬥到底?為什麼要集體辭職?被辭退的有線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黃麗萍形容,資源人手不斷收縮,有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倒不如「引刀成一快」;中國組另一名資深員工則謂,與其被「陰乾」無聲無息地被搾乾,倒不如清晰讓公眾知道有線新聞已經變質,他們對公司早已不存有任何希望。

有人或會認為,母公司有線寬頻連年虧蝕,疫症下裁員屬平常事。不過,虧蝕對財力雄厚大財團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再者,裁員若要保存機構血脈,應有章法,而非莽撞亂斬。

要了解香港沉淪的故事,從政治經濟角度看有線新聞的衰落,正是一個具解說力的切入點。

有線新聞廿多年前創立,母公司九龍倉集團,屬香港巨企,其地產業務雄據香港核心地段,如遊客至愛的海港城、時代廣場,都屬九龍倉物業。有線寬頻近年由於競爭者眾、體育台失去主要球賽播映權、電視觀賞生態轉變等,由2008年起連年虧蝕,每年虧蝕數千萬至三億港元不等。不過直至2017年有線寛頻易手前,有線新聞中高層員工之間,都流傳一個講法,九龍倉大老闆吳光正視有線新聞如「社會企業」,不求賺錢,公司每年縱使虧蝕兩三億港元,對大地產商而言,只是一兩幢別墅的價錢;大老闆雖然是全國政協常委,但一直沒有明顯干涉新聞部編採運作,甚至連長壽節目《樓盤傳真》批評母公司新樓盤質素等問題,亦沒有受到壓力,員工有充分空間,實踐新聞專業理念。

不過,傳媒以商業模式運作,縱使老闆自詡有良心、講社會責任,傳媒的自由空間歸根究柢,取決於這位大老闆是否開明,也跟政治大氣候有關。

自殖民地時代以來,香港媒體多元,老闆屬於不同的財團,不似歐美國家,媒體遭少數大財團壟斷。究其源起,與港英時代開始嚴格限制跨媒體擁有權,又設定重重關卡,限制外地(或內地)財團管控香港廣播媒體有關,故香港的媒體控制權並不集中,也不受少數財團主宰內容。不過,中文大學傳播學者馮應謙早已指出,香港媒體企業於管理操作上互不從屬,但媒體擁有權卻出現一個「非組織性集中」(non-organizational concentration) 的現象,意思即是,媒體始終掌握在少數商人手上,而他們皆在中國內地有生意,利益關係使他們要順從中國的意識形態。[1]

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於 2014 年就寫道:「嚴格來說,如今香港(和全中國)只有一個大老闆。大老闆稍為不滿、略有暗示(不必開腔遑論拍案大駡),觀顏察色希旨承風之輩便會全面配合,甚且『超額完成任務』……」[2]

故香港的傳媒老闆不能避免要「觀顏察色」,當北京的「大老闆」較開明,尚能容忍所謂「小罵大幫忙」、或一些無損大局的批評聲音時,記者還有一定的遊刃空間,不過當北京宣傳口徑倡導「央視姓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要求記者「政治堅定」、「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香港的傳媒老闆必然察覺風向逆轉。吳光正家族所控制的 九龍倉,選擇止蝕離場、抽身而退。

2017年,有線寬頻易主,遠東發展主席、全國政協邱達昌出任有線寬頻新主席,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任副主席,有線大股東為新財團永升(亞洲),除鄭家純與邱達昌為財團大股東,富力地產創辦人李思廉與聯想控股旗下一公司亦分別持有 16% 14% 股份。

馬列主義信徒對資本主義下媒體的本質了解透徹:大部分媒體皆屬私營企業,所謂新聞自由,往往只是傳媒老闆專享的自由。列寧說過:「在全世界,凡是有資本家的地方,所謂出版自由就是收買報紙,收買作家的自由,就是買通、收買和炮製『輿論』幫助資產階級的自由。」[3]  今天自稱馬列主義者,要比列寧更進步,他們深深明瞭,要控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媒體,不用摧毀它、不用鬥倒它;既然自己權錢在握,經濟實力足夠強橫,可以收買資本家、統戰老闆、以商業利益收編媒體,控制媒體老闆,就控制了媒體內容。

有線電視易主,代表操控新聞的核武器就位。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老闆及其代理人作為投資出錢一方,理所當然操控人事、調配資源、設定企業目標與新聞大方向。一切準備就緒,只差按一個鈕。[4]

20208月,時值「港版國安法」生效一月多,對教育界、傳媒界、法律界的整頓山雨欲來,有線新聞德高望重的開山祖師兼原主管馮德雄離職,取而代之是四位「空降」的新領導層,反而眾多在中高層耕耘多年、熟悉運作的中堅分子不獲重用。有線新聞內外,皆預期最終攤牌時刻即將來臨,有線新聞的品牌步向終局。



掌控制高點之一:操控人事,適者生存

今時今日,要操控新聞內容,毋須明刀明槍,你不會見到配戴「審讀員」臂章的人橫行採訪室。正如社會學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說,只要管控訊息表達的渠道與表達的形式 (access to expression and form of expression) 就能管控訊息內容,故首先要透過高層人事的任命,掌控新聞運作決策的制高點。

香港人戲稱「西環」的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有一部門專職與香港新聞界老總溝通;不同機構的記者們常猜度,新聞總監們接聽某些電話時特別恭敬,懷疑是「西環下旨」,然後新聞編採方針就有新指示,有時連新聞主管的任免,「西環」亦有意見。這些江湖傳聞難以證實,但有線新聞幾位新貴主管,繼承有線廿多年打拼的寶貴遺產,卻不能算是行業內受尊崇的人物。

有線新聞大裁員,激起香港民眾忿怨,網民與記者行家紛紛在網絡上重貼其中兩位主管不算光采的聞,有線新聞中人洩漏了另一位新主管李臻訪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未有播出的閑談片段,林鄭月娥語帶嘲笑地向李臻說:「你問得咁mild既?(你提問如此溫和?)」林鄭月娥繼續說:「怪不得我新聞秘書說,唏,很合作很合作,很配合很配合。」記者擔當第四權角色,專訪時往往透過尖銳交鋒查根問柢,縱使心裏奉迎,有時也會裝扮對質,向觀眾「交功課」。李臻的溫和連林鄭也訝異,可說業界奇聞,反映了這位新主管可能個性直率,不扮尖銳,也反映了他對記者身分的自我期許,更反映了這時代的森林法則,有什麼特質的人最能適應而被「天擇」。

新主管四人組未算德高望重,卻以拙劣的裁員方式,惹起眾怒。有線新聞記者最不忿,乃四人組解釋說要「開源節流」,卻從未與各組主管商討裁員名單與善後安排,反而裁減公認最能幹的攝影師、剪接師與圖像設計師,又把皇牌節目《新聞刺針》負責調查報道的三名記者全部裁走。

《新聞刺針》歷年來的報道常引發社會回響,如踢爆建制金主出資「鎅票」、破解假結婚集團與水貨集團運作、質疑建制派民意調查誤導,也有較軟性的題材如「動物傳心術」、「牛丸無牛」等,為有線新聞贏得口碑,也贏得眾多新聞獎項。《明報》〈星期日生活〉訪問了在《新聞刺針》工作十年的楊量傑,他也是被裁一員,被要求即時離職,在媒體的閃光燈下,捧着紙箱離開有線大樓,楊說「我沒想過我的結局會如此……」「我無功都有勞,不應如此吧。」

香港新聞界常有「自我審查」之討論,其實自我審查依靠個別記者編輯自我設限,對傳媒東主而言,要用此手法操控新聞內容,甚為迂迴、也非一勞永逸,反而一舉把能幹的人裁掉、把潛在冒犯別人的節目大減產,能直接令記者連考慮是否妥協的機會都消除;縱使如此大動作令經驗不能承傳,節目質素插水下降,甚至危害媒體公信力,但能即時減低風險,政治正確,往往除笨有精。

如此管治手法,可稱之為「逆管理」,即是懲罰創新者、知人不善用、能者裁之、識事務者享先機、順服者生存。這種經營模式,扼殺創意、磨滅心智,於正常競爭環境中,不可能持續,但在香港獨特的政經生態圈中,能趨吉避禍,讓人安穩苟活。

香港各行各業的活力,正是陷於這種畸型生態圈中,不斷消磨。

掌控制高點之二:資源重整,操控運作規律

任何商業機構,老闆與其代理人皆有權決定資源優次人手配置,能直接影響產品質素與形態。

有線新聞是香港第一個廿四小時新聞台,往日的電視台,一天才只有數節新聞,「出街」壓力不算大;但新聞台運作,半小時一節新聞,一天有四十八節。縱使新聞內容往往有重複,但無時無刻要準備直播、緊貼發展、即時更新資料、既要快又要準,形成強大壓力與繁複的運作流程。新聞運作的另一難題,乃每日新聞之多寡難以預測,就算淡靜日子,記者仍然要把廿四小時新聞時間填滿,社會學家Tuchman曾以「焗麵包」作喻,指新聞是「每天都要新鮮製造的消費產品」[5],意指無論有沒有人買麵包,你都要保證有足夠原材料造麵包。

這意味着,記者容易陷於新聞製作的規律,每天有無數個交稿限期、無止境的跟進報道、更新核實,容易消磨意志,難以跳出日常規律,去調查有意義的細節、跟進容易忽略的新聞線索。

有線新主管四人組解釋裁撤《新聞刺針》全部記者後,節目仍然繼續,只是調配其他港聞記者兼顧,更好利用資源云云。此舉正是推翻有線新聞累積多年的運作智慧:《新聞刺針》與「有線中國組」能傲視同儕,正是看透了廿四小時新聞規律吃人,故劃出專職記者負責,方能心無旁鶩,做出成績。

有線中國組的記者全職採訪中國新聞,乃香港廣播機構中僅有其他電視台也有「中國組」,但記者非專門跑中國線,他們多是駐北京或廣州時才採訪中國新聞,回到香港就變回港聞記者,故難以長期密切關注中國時政,亦沒有充裕機會建立人脈關係。有專職記者,正是有線中國組一直以來在架構設置上的優勢,能有效承傳經驗,追蹤新聞;他們積極揭露內地時弊,一直以來是維權人士信任的申冤窗口。

同樣,《新聞刺針》的整個節目設計,就是要跳出規律的框限。全組記者獨立運作,不受每日新聞的死線所限,而且節目形式獨樹一幟:每個故事沒有固定長度,也沒有固定播出時間,保持彈性,按需要訂長度,追查成熟就適時播出,才能減少羈畔,海闊天空。

大裁員後,用戶紛紛致電有線寬頻,以少了節目為理由中止月費訂閱,有線方面解釋,《新聞刺針》與有線中國組仍會運作,內容猶在。事實上,當熟悉運作的記者遭逼走、人手大減、美其名由港聞記者接棒,實際上不再有專職記者經營節目,往日的人力與資源配置已然潰散。

結果將會是,肩負每日新聞的記者,本來已經疲於奔命,無暇兼顧刺針式調查報道,「新聞刺針」將壓縮一個環節,漸被遺忘;中國組大換血後,人手少又要填塞節目時間,最快捷便利的內容,就是移植中央台資訊,手到拿來、免費無限量供應、而且政治正確。

如此這般,新聞內容就會翻天覆地改變,過程中根本不需要告訴你有什麼禁忌要迴避、有什麼機構組織不能碰。透過資源人手配置,搗碎原有運作良好的機器,正是新主管身處組織架構制高點能輕易改變的事。

掌控制高點之三:設定方向,北望中國市場

身為大老闆,為企業設定願景,訂立盈利大方向,乃自然不過。有線新股東甫上場,已表明主打財經資訊,進軍大灣區市場,預示節目方向的轉變。

若以盈利角度論電視台經營,時政新聞從來都是「蝕本貨」,具批判性或政治敏感的節目,難以吸引廣告商。有業內高層曾形容,財經新聞的世界裏,「講金」屬理所當然,「所有東西都可以賣」,反而時政新聞有較多專業道德包袱,宜減少利益瓜葛。故香港的電視台新聞部收入,多來自財經台,很多節目如股匯方析、大市走勢、樓盤買賣,都可以吸引銀行、證券行及各類型企業冠名贊助,財源滾滾來,用以「補貼」時政新聞的開支。

當中新聞部經營模式最成功的,要數TVB。這家老牌香港電視台,雖然因為投資失利而連年虧蝕,又被香港網民冠上CCTVB的別稱,諷刺其「中央台」取向,但其新聞部扭轉了「新聞不賺錢」的宿命,主要財源,正是來自企業名贊助的資訊節目,一輯小品節目,動輒可有七位數字的廣告費收入。

打開TVB新聞部的網頁,就能見到眾多行內稱為mini-program 的「小品節目」,如懷舊回顧類,用片庫舊日影像重新包裝,本少利大,有《新聞檔案》、《話說當年》、《新聞掏寶》等;又有談天氣、買樓、裝修、創科、健康等生活資訊節目;可歸類為「政治正確類」的,有《各有國安法》、《走進大灣區》、《一帶一路》等系列節目。這類型節目特色,大多為軟性資訊小品,較易為廣告商垂青;有關國家大戰略的節目,主力唱好,甚少質疑,亦能吸引贊助商,一些節目,更直接受建制派智庫或特區政府贊助製作,成為經濟逆境中的「大水喉」。

不少記者均質疑,這類型以開源為目的之新節目,是否新聞的本業?眾多有關大灣區與一帶一路的節目,取態正面,記者是否失職?很多新聞主管會辯稱,我們部門除了做新聞,也要提供「資訊」。

一般觀眾未必察覺「新聞」與「資訊」之差異,但這種微妙的差別,正是新聞節目轉向的大趨勢。名為「資訊」之節目,內容多數沒有時間性、沒有爭議性、也缺批判性,例如教人學英文、尋幽探秘、教你家居裝修等,只重視實用價值,去政治化。

新興的「小品節目」,由於被界定為「資訊節目」,不屬「新聞節目」,按現有〈電視通用業務守則〉規定,可以接受冠名贊助,電視台轉型製作這類節目,可以賺取真金白銀。

換句話說,電視台所獲的贊助財源,不在乎新聞的質素;反而是於現時的政治經濟大氣候中,符合新聞專業、具批判性、揭露社會時弊、政治敏感節目,贊助商避之則吉

多元化資訊,確是觀眾所需,問題卻是,人手資源緊絀下,大批記者被調配去製作這類型軟性節目,逐漸遠離新聞記者監察政府、為弱者發聲的天職,傳媒擁有者以利潤為由,轉移新聞工作大方向,重新塑造新聞新面TVB是活生生的樣板,有線新聞正步其後塵。

掌控制高點之四:固化規律,建成血汗工場

電視新聞採訪部有如「血汗工場」的比喻,流傳已久,始自廿四小時新聞競爭激烈,新聞製作流程為了多快好省,記者工作「極度分工」,有人負責出外採訪、街訪、追問回應、採訪部內有人負責集大成寫稿,有線記者亦曾抱怨,感覺似「車衣女工」紡織廠女工,每人只負責衣服的一小部分,雖然效率高、流程快狠準,但記者缺乏全局觀,失卻自主,如生產線上的工人,被動、刻板、缺乏活力。

可以預見,為了確保財源,軟性節目及財經節目、促進香港與內地「深度交融」的主旋律節目,將不斷增加;代表着血汗工場的生產線持續擴建,但同時人手不增,意味着新聞從業員被綑綁於生產線上,工作繁重,亦更為機械化,無法主動出擊。傳誦一時的調查報道、中國採訪,往時只能回味。

據有線被裁減的主播所記,主管一邊裁減有經驗的舊人,同是想聘請毫無新聞經驗的KOL加入,「換血」模式看似如其他染紅同業:以低價聘任經驗淺及較順從、甚至沒有新聞理想的新人,稚嫩的員工,難以抗衡主管們設定的運作規律,也沒意識、沒能力主動出擊、挑戰禁忌,他們就能無縫融合,成為血汗工場生產線上的小螺絲釘。

記者陷於生產線中刻板的工序,稚嫩新人無力抗衡上級所訂的生產規律,主管控制了生產模式、自能操控新聞產品,無聲無息的審查,就潛藏於新聞機構的組織管控當中。

告別過去,擺脫管控枷鎖

資本主義世界,企業擁有人猶如獨裁者,可全權操控人事任免、分配資源、決定公司路向、投資什麼新的生產線。在一個正常的競爭環境,他們的作為不能太過分,一個機構若自殘自毀,變臉異化,員工大可離開,擇木而棲;天下之大,自有競爭者,總有留人處。然香港的森林定律,縱使長年號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尚崇競爭,但商業媒體物競天擇之餘,歸根結柢幾乎只有一個大老闆;長年以來,這位大老闆並不崇優,「天擇」標準,在對權力忠誠、服從者生存、汰強留弱。大部分香港傳統媒體,取態之別只在深紅、淡紅或漂白。

有線「快樂新聞部」曲終人散,剩下仍然敢言的媒體,李澤楷掌控之電訊盈科Now TV,新聞部換血劇本是有線新聞的翻版,Now 新聞數月前亦同樣有新主管四人組進駐,同樣取代原新聞部的開國功臣,原有中高層記者同樣不獲晉升,核彈頭同樣已裝好,同樣只待一聲令下。

至於旗幟鮮明捍衛自由的香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首先被指「租契詐騙」,大約只是辦公室改了用途,卻被控以刑事罪行,輕罪卻不准保釋,未審先坐牢;再被加控勾結外國危害國家安全,案情竟包括推特帳戶關注外國友人、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指習近平「絕對獨裁」等。《蘋果日報》雖然如常運作,前路險阻重重。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部分節目保持一貫論政與監督的敢言角色,惟諷刺節目《頭條新聞》及論政節目《左右紅藍綠》亦先後因得罪香港警察被投訴,已經停播,香港電台內外交困,主管亦即將換人。

傳統主流媒體機構之上的唯一老闆,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政治經濟及武裝力量的權力集中體,加上法律武器作懲治工具,影響力已覆蓋商界巨賈與傳媒大亨。由上而下的組織架構操控,令新聞專業被扭曲,生態環境出現災難;面對老闆與其代理人的無上權力,員工勢弱,難以抗衡。

「快樂新聞部」的骨幹員工,或被裁撤,或選擇集體跳船,告別過去;沒有大船庇蔭,大海波濤洶湧,然而網絡新媒體方興未艾,雖然眾聲喧嘩,仍然獨立自主,容得下更多重視新聞公信力的新平台。汲取主流媒體陷落的教訓,網絡新聞新平台重民情而非官意,重視公民協作、社區連繫,財源取自公民與社區,擺脫金主宰控,也要準備後著,因為打壓、封網隨時就來。

這時代,悲觀是懦弱,樂觀卻是愚蠢[6],但每塊高牆都有裂縫,每塊鐵板都有洞。仍在體制內、或已跳出體制外的人,每個人在其崗位上都能出一分力。未必能扭轉時勢,或可阻止事情壞得太快;未必能達成什麼,最少堅持做正當的事;當關鍵時刻來臨,你就是那高牆鐵板縫隙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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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ung, A.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59-171

[2] 見《信報》林行止專欄,201426

[3]  《列寧全集》第242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  有關媒體擁有者如何透過機構管控系統影響新聞內容,分析框架可參考本文作者所著之《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5]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6]  陳健民獄中讀書所得,見《陳健民獄中書簡》。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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