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4, 2018

烙印

[圖片:支聯會網站]

我的右手手腕,有兩道淺淺的小疤痕,有點似割脈的傷疤,但不是,這傷口有點粗糙不規則,非刀鋒所傷。

二十九年了。

我記得,那年六月四日傍晚,地點是中環。

我是一個大學新聞系學生,六月實習期剛開始,我在電視台新聞部實習才兩三天,是初出茅蘆的「同學仔」。那一夜,我被調配跟隨直播攝影隊到中環採訪。

只見地面滿是黑衣人,很擠迫;攝影師說,要趕忙找高位拍攝全景及以微波傳送新聞片段。我們環顧四周,唯一高點,就只有匯豐銀行總行門前的電車站上蓋。

車站上蓋頗高,我們只備短梯,如何爬上去?不管了,我站在短梯上,雙手按着車站頂,用盡死力「引體上升」,總算佔領了制高點,看清楚四周環境。

電車站頂極目盡處,前後左右都是黑壓壓的人群,他們都穿着黑衣,四方八面湧來,哀傷而悲憤,抗議血腥鎮壓、軍隊屠城。人群洪流不息,這夜,正是六四黑色大遊行。

一百萬人?那一夜,再無人認真去關注人數。

過了好一會,我才發現自己手腕在淌血,大概是車站上蓋邊緣太鋒利割破了。

六四那一夜,凝望着黑色之海,目睹歷史在眼前流動,我無暇清理傷口;好些年後發現,這道疤痕,從未消退。

當夜,我不知道世界會否改變,但我最少知道自己已經改變,自此,我離不開新聞傳媒行業。

接下來很多年,以記者身分,近距離目睹專制的殘酷嘴臉、人們打倒昨日之我的變臉奉迎,汰強留弱順服者生存的新時代,給我深刻啟蒙,那是後話。

快三十年了,那年那天,我相信每個經歷過的香港人,都可以告訴你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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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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