矚目而史無前例的「47 人串謀顛覆案」，馬拉松聆訊至第四日，現時只是申請保釋階段，被告一一陳詞，大家應該已發現奇怪的事情，為何絕大部分傳媒都未有談及保釋申請細節？例如據報不少被告陳詞前後聲淚俱下，又傳出有人退黨、結束某些網絡平台的消息，但申請保釋的理由、承諾、陳詞的細節，統統欠奉，記者基本上不能報道。
這是由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9P(1) 的規定，「除非法庭覺得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需要，否則任何人不得就任何保釋法律程序，在香港以書面發布或廣播……」
法律精神，原意是保障司法公正，保障被告權利，由於申請保釋時牽涉的細節，往往包括被告犯罪記錄、家庭背景、學歷、品格等，而案件未正式開審，這些資料很可能不屬於呈堂證供，或與案件無關，若於此階段就公開，恐防會影響日後陪審團的觀感，左右其判斷，故一直以來有關申請保釋的爭論，只能根據 9P(2) 列出的限制來報道，即是報道只能載有關被告、法官、律師名字、相關罪行與保釋條件等最基本資料；至於被告的保釋申請陳詞、法官的態度、其保釋決定的理由，都不在能報道之列。
這些規定，固然有其法律傳統與理據，但卻造成了今次馬拉松式聆訊的怪現象，聆訊四天，大部分時間都是被告與代表律師要求保釋的陳詞，所有細節卻不見於傳媒報道，但國安法保釋的嚴苛，正是社會關注所在。大家都想知道被告們在法庭講什麼，除了某些個人背景，主體的陳詞他們也應該不介意別人知道。律政司多年前曾解釋，「9P」之設，是為了保障被告，「若被告最終在有陪審員的情況下被審訊，可能對被告造成不利」，但根據律政司司長早前曾表達的態度，國安案件似乎都不會設陪審團的情況下，「9P 保障被告」的前提已不復存在，現在是否需要嚴格執行「9P」？
硬性執行「9P」的客觀效果，正是削弱了法庭審訊要公開，才能彰顯公義的大原則。法律界名言：公義不只要彰顯，而且必須在眾人面前彰顯 (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 but should manifestly and undoubtedly be seen to be done)。現在既已沒有「影響陪審團」之憂，為何要堅持？
故聆訊第三日，出現了記者及辯護律師向法官提出要求，法庭可根據「9P」為了「社會公正」而容許報道部分保釋申請的內容。但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惠德第四日開庭時指現在不是討論「9P」的時候，並引述「9P」提醒在場記者不能報道陳詞細節。
有關「9P」的爭議，2016 年出現過，當時未有引起社會迴響，當時律政司發傳票控告《蘋果日報》及《明報》報道法庭案件時披露了一宗風化案被告有刑事記錄，違反 9P，但當時《星島日報》同樣有類似內容，卻未被檢控，律政司被質疑選擇性檢控。後律政司撤控，當時被控的傳媒曾申訴，過往甚少以 9P 檢控，很多新聞機構有觀感認為司法機構會容忍，但律政司解釋撤控原因，謂這觀感毫無根據，撤回傳票原因為兩報章沒有故意違反法例的意圖、重犯機會微，而報道亦沒有影響日後審訊。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9P(4) 則規定，若有人違例，有關罪行提起法律程序需要律政司司長同意。據以上案件及近期案例，律政司隨時可以選擇性起訴，不需任何解釋，法律武器當然用來對準敵人，若媒體冒險報道，隨時動輒得咎，一把刀就在頭上，違此例最高刑罰監禁六月、罰款五萬。
這次馬拉松式聆訊，亦暴露了香港法庭的管理落後，更有眾多過時規定，例如「由於人太多」，要用延伸法庭，記者與家屬坐在另一房間內，但直播影像質素差，看不清被告容貌，家屬亦沒有機會見被告一面，沒有眼神交流。正式開庭前「延伸法庭」不能聽到庭內聲音與對話，變相剝奪了記者原有的採訪權利，減少了記者觀察庭內人物互動的機會。現代科技可以很先進，重大案件，大眾關注，為何不能改善流程，甚至全港直播？
一些法庭規矩，於今而言，亦有點莫明其妙，例如任何人等在法庭內，只能用法庭提供的wifi上網，不能用自己手機的 3G 或 4G 網絡，又是為了什麼？記者可以文字直播，但不能影象聲音直播，錄音記錄亦不可，結果要考記者速記，只能用紙筆記錄，不可錄音，代表沒有機會聽清楚，容易出錯。任何人亦不容許在法庭內繪畫速描，其實以上一切都不會影響法院運作，也不影響法庭尊嚴。
建制派不斷高呼「司法改革」，很多現時法庭的規矩傳統確實要與時並進，若真的要「改革」，應步向更開放、更方便公眾；若真的要「改」，第一件事司法機構應解釋清楚，選擇法官審案有何準則，特首林鄭月娥曾講過，已委派六位裁判官為國安法指定法官，為何至今每宗在裁判法院的國安法案件，都只是由蘇惠德一人審理？為何要 47 人同一庭同一法官審理，結果造成種種法庭亂象，令聆訊連續數日，被告「身分尷尬」等候發落期間已要置身拘押所？至於其他指定法官，身份為何要保密？任期又為何要保密？選擇又有何準則？
法律的公義，必須彰顯於人前，要讓公眾看得見；政府若是光明正大，一切無須掩飾、不須限制報道，才能讓公眾看清楚今時今日的司法獨立如何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