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25, 2018

陳健民中文大學最後一課全文字稿

[圖片:思托邦]
陳健民中文大學最後一課全文字稿
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
      
[20181114日,香港中文大學。思托邦第十四講。小時高畫質字幕版錄影見此]
[整理:健民之友]

教書廿多年,我認為自己在講壇上算得上瀟灑,但是今天我第一次緊張。剛才腦海一片空白,不知道今晚要說甚麼,因為很激動,見到很多同學,舊的、新的,也見到很多朋友,特別在佔中路上的伙伴,十分多謝你們來到支持我,所以很激動。

我要說幾句普通話,特別要感謝一些從外地來的朋友,今天大概有七、八位朋友從台灣飛過來,明天早上還要趕回去上學,還有一部分從大陸來的朋友,還有從澳洲來的朋友,都是為了今天晚上,所以特別感謝你們。

今天很多人到來,除了想聽我最後一課,相信亦有很多人想藉此機會,表達對雨傘運動的支持;我亦藉此機會想說,場內有幾位佔中組織者,下星期一要面對審判,我想大家向他們致意(掌聲響起),戴耀廷、朱耀明牧師、張秀賢、陳淑莊、邵家臻、黃浩銘。

特別跟戴耀廷和朱耀明牧師走過一段很長的路,我真切見到他們的無私。多謝你們。(掌聲)
 
[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特別要感謝我的外母,她八十多歲,支持這個運動(掌聲),佔領期間,我在金鐘睡了幾十天,她天天熬湯給我喝,還到金鐘派單張。八十多歲,最厲害是由始至終她沒有一句埋怨我給她女兒那麼大壓力。有其母必有其女,她的女兒也很堅強,十分感謝我太太(掌聲)。

非常感謝能為我辦這次演講,保松第一次送花,我學生都是第一次送花,我作為男人第一次收到兩束花,很驚訝。我星期一開始受審,天天也要上法庭,審訊一直到十二月底,接著我們要等宣判,結果非常不確定,因為我們看不清準則,哪些人要坐牢或不用坐牢。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我寧願輕身上路,不想為同學或家人帶來太多混亂,所以我已經向大學請辭,大學亦批准我在   2019 年   月   日提早退休,但因為我們要上法庭,這是我在校園的最後三天,所以正是時候向大家告別。

離別時刻,坦白說我沒有怨恨,也沒有悲哀,只能說我今天很感動,超出自己的想像。以我一個在佔領期間都很冷靜的人,今天是第一次比較激動,這時刻我只有感恩,我十分感激可以在這裏讀書,我感激這地方給我機會,教導眾多學生並參與社會,所以我現在只有感激的心。(哽咽、掌聲)


今天我很想感激一些曾啟蒙我的書和人,特別給同學和朋友分享,這些書和人都在我讀大學那幾年對我影響深遠,我很想藉此機會向啟蒙者致敬。

1979 年來中文大學讀書,走過如此漫長的路,談啟蒙我的書和人,或會有點走馬看花。但每一本書、每一個人,真的在我人生裡有如一盞燈,帶領我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往前走,特別是走上爭取民主的路。究竟甚麼事、甚麼人、甚麼書,使我認為自己可以全情投入?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

社會意識的啟蒙——金禧事件

第一件事。在我唸中學預科時,香港發生了一件事情,成為我人生一個轉捩點。那事件叫做「金禧事件」。學校門前,有一位已畢業的師兄在派單張,他對我說:「陳健民,你是學生會會長,現在為了金禧事件,我們在罷課,你要為這件事表態。」

我說:「表態?我只是中學生!」拿着單張要我表態,我真的不懂。

那時候是七十年代,我這類人不易入大學,我的中學,文組有一個入大學,理組也有一個能入大學,讀書好的不會搞學生會,無機會入大學的就去做學生會,我做學生會還當會長,即是最難考入大學的一個。

表態?我回學校問校長,說校外有位師兄派單張,說有一件金禧事件要我表態,是甚麼一回事。校長說:「你不用理會,這些人搞事、搞亂香港。」

「搞亂香港」,是否很耳熟?(眾笑)我回去再細想,不可能吧,我們一年才有一人考入中文大學,我們只考中文大學,那年代我們不敢考港大。那年代考得上大學的,我們視為英雄,他怎可能會搞亂香港呢?我感到不很舒服,拿着單張開始細看,原來那個星期日維園有集會,我於是想,是否要參加集會,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但是那時我怎麼夠膽參加政治集會?特別我家家教,自小教導,千萬不要理會外間的事。

我不敢去,但查看報紙,發現當天原來有繪畫寫生比賽,我就帶着兩個弟弟跟媽媽說,我帶他們兩個去維園參加寫生比賽(眾笑)。我就把他們安頓在草坡,起了草稿,叫他們別亂走自己畫,然後自己就跑去參加我人生第一次集會;你不要說我甚麼,這兩個弟弟後來修讀藝術和設計(眾大笑、鼓掌),完全是那一次我啟蒙了他們(眾笑)。

[金禧事件維園萬人集會 1978年]

我就坐在維園涼亭內聽演講,一直聽,感到台上說話的人很有道理,當時我其實不知他們是誰,很多年後才知道那個人叫司徒華,但當時卻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搞罷課的人就坐在這裡,黃顯華教授(掌聲),他後來成為了我們的大學教授,這些人當時我全不認識。

當晚我徹夜未眠,為何會這樣?對當時的我而言,唸完中學就要準備找工作,我感到很迷惘,不知做甚麼才好。我又發覺這樣一件事我也無法判斷,為何校長說他們搞亂社會,但我又覺得他們的話很合理,他們只要求學校更加透明公開,為何不可以呢?

我很少失眠,那一晚再三思量,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認為,若我這樣就踏足社會,何以面對我的人生?那一晚我作出一個決定:我要入大學(眾笑),啊,做決定很重要的(眾笑)。我就此考入大學了,有位中學同學,當時看到我的高考成績,說全班同學要夾錢覆核我的考卷(眾笑),他說不可能的,平日中下游的人忽然取得幾個   A,難以置信,其實是自己覺得需要讀書,金禧事件影響我很深遠。

[香港中文大學,七十年代本部,圖書館、范克廉樓。圖片來源:中文大學網站]
為何我要讀社會學,因為我不了解社會,所以讀社會學;其實我不知道社會學是甚麼,但因為不了解社會就讀社會學。最重要我覺得讀書能夠培養獨立思考能力,這是我入大學前給自己很清晰的目標。

所以這件事影響我人生真的很深遠,亦可見到社會運動對我影響如此深,以至我最後研究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意義,不只在於能否即時改變制度,原來連一個旁觀者也可影響深遠,黃顯華也不會知道。

想深一層,是否單單一個社會運動影響我?不是,社會運動很重要,另一件事也很重要,是信仰的啟蒙。

信仰的啟蒙——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

中學時我開始有信仰,常常問道:究竟我在世界上要做甚麼?我怎樣過這一生才算有意義?當時與上帝或上天有接觸之後,我覺得,若我走一條對的路,我會有力量。為何金禧事件出現時會有這麼大的觸動,因為有個問題一直困擾我:到底一生應怎麼過?

[小王子,網上圖片]
 我問自己,我只懂一件事,就是繪畫,我當時正思考是否要以繪畫為業;我很認真,真的走到重慶大廈樓下,從前沒有那麼多咖喱店,那裡眾多人在畫「行畫」,即是夕陽、有椰樹那些東西。我問他收不收學徒,工資多少?後來中學老師說,他們繪畫很機械化,你以後也不會學懂繪畫。我就很害怕,因為我很喜歡繪畫,若不繪畫,還可以做甚麼?所以一直感到困擾,我開始對自己的人生有要求,覺得我要過有意義的人生。就是我目睹金禧事件時被觸動的深層原因。

很多人問我,究竟你是甚麼宗教信仰?佔中另外「二子」都是基督徒,我跟他們相處這麼久,他們讓我看見宗教信仰如何體現於生命,所以很多人也認定我是基督徒。但有一次,大陸有些朋友專程送我一串佛珠,因為他們見到我第一次被捕時,帶着一本佛經進入警署,其實那是弘一大師的傳記。

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被學生問了很多年,我經常不回答。

我只能說,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

為何這樣說?正如我所講,宗教問題對我很重要,令我對社會敏感。入讀大學,我覺得首先要處理的就是宗教問題。我不停苦思,每次返教會,坐車會忘記下車,要坐回頭,因為腦海經常沉思宗教問題,特別開始讀哲學時,我副修哲學,很多理性問題經常困擾我。


譬如說上帝是否存在?你能否證明衪?究竟罪是甚麼?如果伊甸園的蛇也是上帝做的,罪的本質是甚麼?是否聖經內說的就是罪呢?究竟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呢?如果有些人說你有罪是因為你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跟上帝的全能全知有否衝突呢?這些全是我們讀哲學的人,一定經常碰到的問題。我不斷搜索枯腸地思考,我讀社會學很清楚,知道不同文化的人,接觸基督教的機會不一樣;就算同一個社會中,不同群體去接觸的機會也不一樣;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同宗教,也一樣有很多神蹟奇事;同樣很多人通過他們的宗教受感召去實踐,為這個世界行公義、好憐憫,不只限於基督教。

這些問題在我腦海不斷掙扎,掙扎一天不完,我無法行動。大學第一第二年,我思考很多這類問題,不斷讀書,最後讓我碰上一些書,深深影響我一生。

[圖片:思托邦]
 第一本就是《生命的悲劇意識》,烏納穆諾寫的一本書 (Tragic Senses of Life, by Miguel de Unamuno)準備這次演講時,我找出這本在大學影響我很深的書,我仍保存,幾十年來都在身邊。我還記得,讀完這本書後,我總結了三件事。


我試圖用很多方法去理解我的信仰,最後這本書告訴我,人的理性很局限;有些經歷你很深刻,譬如說宗教經驗,但是當你想去證明它或嘗試告訴人,你發覺就算從很嚴謹的哲學角度,也不能言說;嘗試用理性去證明,很多時候也徒勞無功。所以我第一個教訓,當時寫在書邊:「人以為信仰不能自足,而求諸理性,但理性反過來否定信仰。」這是我當時寫在書邊的想法。

第二項,很多人很難接受,而我最後非常接受。我經常說,也是這本書講的,「我信甚麼」其實只反映「我渴望甚麼」。你說你信甚麼東西,其實很難找出一個理性基礎;反映更深的,其實是我很「渴望」相信一些甚麼,就是你「願意」相信甚麼。烏納穆諾說,信仰的本質,其實是一個意志問題,而非一個理智問題。為甚麼我們對上帝有渴望,是因為人類受苦;我們見到美好的事稍縱即逝,你看見所愛的人,可能一下子離開這個世界,你想重聚;你看見這個世界,公義有時不能得到伸張;你有些渴望,渴望永恆,渴望其他可能性,渴望來生、渴望天堂,其實反映人在這世上受苦,故有渴望。

多年來沒有跟學生說過,對我來說,所謂「我相信」其實是「我渴望」,你渴望就會見到,就是如此。

第三項我學會的,就是宗教態度和形式的問題。書中有一句很觸動我,烏納穆諾說,有些人坐在教堂內很形式主義,心不在焉,打瞌睡或甚麼也好;另一些人跪在異教的偶像前誠心懺悔,這位神學家烏納穆諾說,其實是前者在拜偶像,後者在崇拜上帝。對他來說,甚麼宗教形式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態度。

這說法深深觸動我這個讀社會學的人,因此我說我是「一個有信仰但沒宗教的人」,可能對很多人而言,這種信仰方式很不確定,但對我來說反而會安心立命;你跟我說那些很絕對的真理,對不起,我會感到很不舒服,反而你跟我說其實我們很不確定,我們所知的很少,我們很渺小,反而用這種方式我能安頓自己。

所以我很感謝,大學一年級時首先遇到這本書;第二本書於宗教上影響我很深,是潘霍華的《獄中書簡》。我記得當時在甚麼道聲書局,常常買這類書來讀,翻來翻去越覺沉悶,重重複複盡是那些宗教語言,直至我意外買了《獄中書簡》。


宗教信仰的啟蒙——潘霍華《獄中書簡》

潘霍華是二次大戰時一位德國牧師,他有別於整個德國教會;德國教會當年站在希特拉一方,基本上只有他與一小撮人跟整個教會對抗。這是他作品關注的問題:

「基督徒必須投入現世去實踐信仰,教會必須放棄自己的舒適和特權,敢於實踐有別於世俗的價值觀,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看到這裡我感受很深,教會是否真的膽敢與社會主流價值觀不一樣?我覺得不是,我看見今時今日的教會,與社會主流價值非常融合。

潘霍華時常問一個問題,在這時空下,誰才是耶穌?即是說如果何君堯作為一位基督徒,他說「殺無赦」另一位基督徒戴耀廷,潘霍華會問,如果耶穌在這世上,兩位誰是耶穌呢?究竟是何君堯,還是戴耀廷?

他常追問這類問題,希望信仰不是抽象的東西,你要在一種現世的脈絡中,追問信仰的意義。這麼多人在眼前,到底誰能活出耶穌基督呢?他不接受屬世、屬靈全分開,然後凝望上天,不關注地上的事。這是他的宗教觀:

'Every Christian must be fully human by bringing God into his whole life, not merely into some spiritual realm.'

只可惜潘霍華寫完《獄中書簡》後便死去,他將來要寫的書的大綱,全都寫在書內,對我很大啟發,但沒有寫出來。


佔中後,我們被捕準備受審,曾跟黃浩銘傾談,他曾經坐牢,知道坐牢的情況,他說可以帶六本書坐牢,於是我很焦急去訂書(眾笑)。讀書人很煩,第一件事就問,坐牢可否讀書?可以的,我便去訂了一堆書,準備獄中閱讀,我訂的第一本便是《潘霍華傳》(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by Eric Metaxas),怎料我尚未入獄,這兩個月時間,已經讀畢整整六百頁傳記(眾笑),現在要多訂一本,要想想訂哪本。

第一本最急要讀,正因為大學時期,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影響了我。潘霍華一生念茲在茲,是一件事:「我要真教會」,不是「我要真普選」(眾笑)。他覺得當時整個德國教會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站在希特拉一方完全錯誤。

你會問,何解會這樣,當時就是這樣,整個主流德國教會站在希特拉一方。他說,如果你乘搭火車但去錯方向,在車廂的通道回頭跑是徒勞的。上錯火車很糟糕,他寧願跟教會分裂,和另外一些人創辦了自己的信仰群體。

他時常問甚麼是「真教會」,信仰不應拘泥於教堂、儀式、牧師等事情,他覺得「真教會」當時的關鍵是猶太人問題:你是否站在猶太人一方,當猶太人被逼害時,究竟基督教會態度如何?

他的講法,就算猶太人不信耶穌,猶太人的確不信耶穌,只當耶穌是先知,不是上帝的兒子,但猶太人仍是教會一部分,你如果不能在這時空保護猶太人,根本不能實踐信仰在現世的意義,這是對教會最重要的試驗,可想而知當時他跟教會衝突之大。

書中描述,潘霍華身體力行到最後一步,甚至參與計劃刺殺希特拉,牧師不是應跟朱耀明一樣「愛與和平」嗎(眾笑)?通常都是「左膠」。他甚至去當雙重間諜,一方面和一班將領參與籌劃刺殺希特拉,另一方面又協助秘密警察刺探教會,其實是保護自己免得被捕,可以繼續做地下工作。他忍辱負重也要做,因為他認為殺掉希特拉,就是上帝叫他做的事,試想想,一位牧師可以如此。

希特拉一位將領與他們合謀,準備在一次會議中炸死希特拉,那位將領在會議室放炸彈,很多人死了,但希特拉無恙,因為會議室桌子兩邊,有很大塊鐵板架在枱面。希特拉下午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說我是上帝揀選的,所以炸不死;接着德國教會發聲明,內容指希特拉就是上帝揀選的,可以想像教會也能錯到這地步。今日大家看見教會的走向,一點不奇怪,教會可以錯得離譜。

潘霍華很厲害,若我是他,會感到很沮喪;我很佩服他,一個惡魔在爆炸中死不去,他仍然保持信心。

我認為,希特拉當時若被炸死,只會有第二個希特拉,因為納粹黨當時之勢尚未下落,納粹黨會說這是攻擊我們的陰謀詭計,只會順理成章換上另一個希特拉。

各位朋友,時間不是我們能掌握的,我們只能做你認為對的事,好像最後待納粹德國戰敗之後,才能真真正正摧毀納粹主義,連帶摧毀德國那種極端民族主義。凡事也有定時,亦毋須簡單地想,為何我們的行動沒有成果?為甚麼壞蛋仍在揚威耀武呢?凡事有定時。

德國戰敗之前,希特拉把潘霍華送上了絞刑台處死,臨死前他說 'This is the end. 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 當時在獄中的醫生說,從未遇過一個人對上帝如此信服;另一位美國戰俘則說,一生所見最有品德的人就是潘霍華。

潘霍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生追問甚麼才稱得上教會。最後他甚至提出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的概念,即是我不需要有一種宗教,但能否仍然有基督信仰呢?這些書籍對我影響深遠,在教會中我感到很不舒服,目睹很多人把自己的信仰收藏於細小的盒子中。他們會認為,考試成績不好要問上帝、失戀又問上帝,但對於社會上的事、歷史的事,他們從來不認為上帝在當中有任何角色。我認為教會將整個信仰收窄至如此私人的領域,令我非常不舒服,亦與我個人所想,信仰的實踐方式,有很大衝突。

所以我讀潘霍華,感到終於找到一種在教會內能認同的聲音。記得有一次在教會牧師講道後,我上前跟他說:牧師!牧師!你今天講道,拼命說甚麼三位一體那些,其實為何要講?我想告訴你,很多人睡着了,睡得很甜,為何經常談這些?你可否講些東西與我們生活或社會有關?

他帶我到演講台上,在台上寫了幾句,說我們只會傳播最純正的真理;對我來說,純正的真理若是如此,我寧願不聽,我認為信仰應該有生命力的,所以當我遇上潘霍華這本書時,非常觸動我。

兩位將信仰與社區結合的牧者

當時的香港教會內,也有兩位牧師的演講很觸動我,一位是盧龍光牧師、另一位是朱耀明牧師,我大學時期就是聽這兩位牧師的演講,聽他們如何將信仰實踐於社區。兩位牧師都在柴灣,當時港島區最窮地區,有很多寮屋木屋,他們在這區實踐自己的信仰,我被兩位觸動了。
[盧龍光牧師 (左二),朱耀明牧師 (右一)]
盧龍光牧師和朱耀明牧師影響我亦很深遠,我大學畢業第一份工,是到盧龍光牧師的地區中心工作。我記得見工時他問我是否基督徒,他中心內每個人都是基督徒;我答他,在我認知中,一個基督徒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你能否接受?(眾笑)牧師說:OK啦!(眾大笑)就聘用了我。

我當時是他們中心唯一沒有返教會的一個所謂基督徒,我是答潘霍華的答案 To be fully human,其實他看見我大學畢業時那份功課,已能成為他們爭取興建東區醫院的理性數據基礎,盧龍光牧師可能不太理會我答甚麼,就決定聘請我。我很多謝他,他給我一個機會在社區實踐。

宗教信仰的啟蒙——朱耀明牧師和他老師的書單

但影響我更深一定是朱耀明牧師。朱耀明牧師跟我走過很多路,由當時爭取興建東區醫院,跟我們一起做有關愛滋病人的工作;接着 2002 年成立民主發展網絡,開始爭取雙普選,當年的人不知道我們說甚麼;接着 2003 年七一遊行 ,再接下去到政改,以至佔領。

我感覺牧師常扮演一個角色,好像上天的召喚都通過牧師,牧師將我的人生全部打亂。我當時打算獲得終身聘用之後,升任正教授才參與社會,他完全不會讓我按計劃去做(眾笑),不斷打電話來叫我出來出來;但我很感謝他,若非有人催促你,我按自己所謂人生計劃去做,不一定能最好地運用我的生命,所以我很多謝牧師。

朱耀明牧師為何可以如此有生命力,運用信仰在社會上許多事?我問牧師,你受過甚麼神學訓練?他在台灣唸神學院,那裏對他人生當然有很大影響,首先是認識了師母。第二,他的老師是周聯華牧師,我問他,周聯華牧師給你甚麼書單,就是他讀大學神學院第一年暑期要讀的書。

你看,不只要讀一些宗教、基督教的書,他讀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又是這一本;《甘地傳》,無關基督徒也可以讀;《史懷哲傳》,史懷哲是一個傳教士,到非洲行醫,實踐自己信仰;《貝多芬傳》,這些使牧師有強韌力量和強大信念。我相信,周聯華牧師通過這些作品和他自己,去影響朱耀明牧師的生命,牧師再影響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多謝你牧師。(眾鼓掌)

民主理念的啟蒙——魏京生與北京民主牆運動 (1979)

讀大學時我本來想思考貧窮問題、社會不均的問題,因為我來自很窮困的家庭,自小從未睡過一張完整的床,大部分時間睡在走廊,或睡半張床,因為另一半放貨物,我家是個小工廠。

我真正第一張完整的床是在大學宿舍,我視之為豪宅,還要是何善衡夫人宿舍,有海景,衝激很大。

我本來很想思索貧困問題,但最後卻不以此為主,為甚麼?因為我在 1979 年至我畢業的 1983 年,那四年裡中國、台灣、香港都發生了一些事情,影響我整個人生方向,以至我讀的書也完全不同。

第一件事在中國大陸,1979 年魏京生和一群年輕知識分子,掀動了民主牆運動。他們在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出版民間地下刊物如《沃土》、《探索》等。魏京生當時寫第一張大字報,我作為一個大學生,看得很觸動,標題叫〈第五個現代化〉。

當時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魏京生覺得不足夠,一定要有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政治的現代化。試想為何發生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權力不受限制,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可以變成全國災難,所以必須要有第五個現代化。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晚清時討論洋務運動是否足夠,甲午戰爭後,大家認為這種只屬器物層次的現代化,不能救國;接着我們開始談改良主義,改良主義也失敗,在梁啟超、康有為之後人們開始講革命,革命成功之後也不夠,就算建立了所謂共和社會也會倒退,又再說新文化運動,要在文化層次再造。走了一個大圈,我們回到最基本的討論:只說四個現代化怎會足夠?

我讀完之後,作為一個大學生,很同意魏京生這張大字報,接着他再寫第二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張大字報攻擊鄧小平。當時他知道官方要鎮壓了,他說你們現在這麼崇拜鄧小平,說改革開放很好,但如果我們沒有民主體制,他也可能變成另一個獨裁者,所以他問「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結果他被捕。

[魏京生於受審。1979]
法庭審判時,有一個人叫劉青,他將整個審判過程抄寫下來;劉青當時跟魏京生意見不同,劉青認為不應該攻擊鄧小平,現在改革開放,最少他願意改革,為何要如此激進?為甚麼連他也要打呢?但劉青與魏京生有一個協議,若誰被捕了,我們也要去保護對方;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學會甚麼叫做政治寛容 political tolerance,就是意見大可不同,但當你講話的權利受侵犯,我會用我的生命去捍衛你,我從劉青身上學會了。

劉青偷偷地在法庭內抄下整個審判過程,我作為學生讀了整個審判過程,很驚訝,怎可能這樣審判?最記得那個法官說:憲法上說人民民主專政,你魏京生現在要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所以你是特權分子,你超越憲法,所以是特權分子。結果判他入獄十幾二十年,我當時覺得,他說的正是我心中想;他要坐監,我卻在宿舍吃糖水,我覺得他是為我坐牢,十分觸動我,有很多人正在做很多事,大家好像沒感覺,但當我讀到這些文章,我不能沒感覺。

另一個人叫胡平,也影響我很深。胡平是當時北大一個學生,他在民間地下刊物《沃土》中,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論言論自由〉,他亦參選海淀區的地方人大選舉。他是北大學生,我也是一個大學生,見到那邊的大學生寫文章,很完整地討論為何需要保護言論自由,還有膽量去參選,更勝出了,對我來說很觸動。

[胡平]
當時他說了甚麼呢?他說的言論自由其實很多人知道,本來不用多談,但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重看當時他這位很「學生哥」的作品,仍然很有意義。他說:

「一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
「甚麼是言論自由呢?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通通都要包括。」
「有人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也不允許人們從基本的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權,所以那種針對根本制度的反對意見應該禁止,這又是一個將言論和行動不作區分的典型論調。」
「他說人們可以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包括反對意見,這是憲法本身賦予的。」
這些講法好像在今天香港也很多人不太明白,動輒就不讓同學發言,說你違憲,是嗎?胡平很早已解釋了。但是別說大陸,連香港今日很多人也好像不明白,這篇文章很深刻,因為可以活學活用

當時我在中大學生會,改革開放後,到中國的第一個交流團就是我辦的,我去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探路,先去中山大學找對口單位,坐火車、轉巴士,走很遠很花時間才到達中山大學。我胡亂叩門詢問,去到外事部,他們就說找團委,即共青團跟我談,好!我坐下等。

當共青團的人出現時,我很詫異,嘩!這人年紀這麼大?(眾笑)不是應跟我們相若嗎?學生不是十幾廿歲嗎?找些三四十歲的人跟我談,這算是對口?於是惟有跟他「對口」。

我們討論辦交流團可舉行甚麼活動?我提議辯論比賽,兩間「中大」的辯論比賽。對話大概是這樣:

他們問:「甚麼是辯論比賽?」

我解釋:「有正反兩方,也有評判,最後評分看誰能勝出。」

「好!有甚麼題目呢,同學?」

「不如辯論一下,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眾笑)

「不能搞亂思想搞亂思想!!」

我於是回話:「不要緊,可以這樣,中國同學支持資本主義,香港同學支持共產主義,可以嗎?」

「這樣思想更加亂!」(眾笑)

最後取消了辯論比賽,只准划艇比賽(眾笑),在湖上兩大划艇。

那些年去廣州,不能即日來回,因為沒有高鐵,也沒有甚麼港珠澳大橋,所以他們安排我在中山大學留宿一晚,與我同房的另一位賓客,是一位來自湖南的教授。那夜我們談天,說到言論自由的問題,他說國家控制言論是對的,因為有些言論危害社會,我們不應讓有害思想散播;我立即套用胡平的論點來答他,他好像覺得我講得合理,感到很痛苦(眾笑),坐在一旁,想一會又找出一個理由跟我辯論,我又跟他爭辯一次;當時我挑戰他,最後誰去判斷對與錯呢?如果錯在政府呢?政府會否有錯呢?他又呆一呆,我們中國政府會否有錯?

不斷糾纏糾纏,已經凌晨二時,整晚辯論,沒有睡過(眾笑),到最後我出毒招,因為我真的想睡(眾笑)。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在香港往廣州時讀報紙,看到長沙有學生罷課,有學潮,你知道嗎?他呆了一呆說不知道;於是我說:你在湖南來的,發生這件事也不知道,我在香港也知道,你認為這算正常嗎?

他一言不發安靜地走近床邊(眾笑),我估計他整晚呆望天花板,我則睡得很甜。當時胡平給了我很好的「子彈」去同很多人辯論言論自由。這些基本價值,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原來不是;我真的很難過,我以為這些是八十年代才要辯論的事,但今時今日我們在大學也好、整個社會也好,都要重新認識這些,這是一件多麼駭人的事。

民主理念的啟蒙——美麗島事件 (1979)

第二件事跟台灣有關,今天有很多從台灣來的朋友,謝謝你們,你們的歷史對我影響非常之大。

先說一件事,當時大學有個講座,綽號「大聲公」的記者陸鏗,帶了一位由台灣來的外籍女士,在中文大學一個小地方演講。這位女士叫艾蓮達,她是美麗島事件總指揮施明德的太太。當時我是學生,聽她演講,很驚詫,為甚麼呢?她身上穿戴絲帶,更寫了她的名字在絲帶上,八十年代初的香港我們沒有選舉,沒有遇上過這類政治人物。

她在台上講民主,談到某件事時,她身邊的陸鏗,突然大力拍打枱面,然後二人突然吵起來。陸鏗向她說,你說民主可以,但講台獨絕不容許,呯的一聲便吵了起來;我身為學生,目瞪口呆,為何兩位嘉賓突然吵架更扭作一團,我才知道台灣正值多事之秋,異見者跟政府抗爭,但一觸碰到獨立問題,他們的民主運動陣營即時在我眼前分裂一次。

我即時回家尋找雜誌細閱,當時《七十年代》等雜誌有些文章講台灣,為何艾蓮達會跑來香港,原來是流亡。1979 年,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一群知識分子辦了一報社叫美麗島,其實是通過報社結社結黨,只因當時不能組黨,便利用報社聚集反對派;這些「黨外人士」於世界人權日舉辦遊行,集會遊行過程中被攻擊,那時都有「愛字頭」的,他們遭「平頭裝」衝擊,警察用大光燈照著他們,弄得現場氣氛很緊張,然後警察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大搜捕開始。這群人其中八位領袖,要面對軍事法庭審訊。

[美麗島事件審判]
有一張在軍事法庭的相片影響我一生,相片中兩位人士我特別深刻,一位是施明德,他站在中間,嘴角微微在笑;大家都知道這是軍事法庭,政府準備判他死刑,他嘴角微彎、帶着嘲笑面對法庭。

另一位令我最深印象的是黃信介,為何會深刻?他當時有一件大衣放在手臂上,很有知識分子的味道,我當時見到,連知識分子都要站在最前,生死關頭,凜然面對審判,這張照片對我人生的影響很深。

其後因為美國與國際媒體的壓力,最後施明德被判終身監禁,其他人判十二年、十五年等等,他們的辯護律師便是陳水扁這群人。在遙遠的台灣發生了大事,正值我大學一年級,影響我很深。

民主理念的啟蒙——香港前途問題

香港又發生甚麼事?由我 1979 年入讀大學到畢業,就是整個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日子,當時我們同學及學生會的朋友中間有辯論,那時學生會主要是民主回歸派。

[1982 年 9 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到訪北京,與鄧小平會面,談香港問題]
時下年輕人不理解,為何你們接受民主回歸?要知道,當時根本沒有空間去討論自決、港獨,連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也不可以;以當時的時空而言,民主回歸是較先進的想法。

當時縱使我是一個頗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我既然帶第一團交流團去中國,我有相當的民族主義,但要將一班人送給共產政權,我很不舒服,若他們會被逼害,為何就因為民族主義而要回歸?

我思考民族主義有甚麼價值,它根本不是甚麼價值,民族主義在某些歷史時空,可以跟某些價值結合,例如印度爭取獨立過程中,他們講民主、人權,南非也是一樣。但某些時候,民族主義可以抑壓人類很多價值,例如你看潘霍華,他所處的德國,不是叫人愛國嗎?整個教會也愛國,但抑壓人類很重要的價值。

潘霍華說 'I pray for the defeat of my nation',他祈禱自己的國家 ’PK’,希望自己的國家打敗仗。在他的價值中,民族主義不是甚麼,有更高的指導原則、價值的原則。我當時為此事很掙扎,即使我很關心中國都好,為何我就要這樣接受回歸?

所以當時我在代表會,提出了一個議案,陳耀華也在場,當時他跟我一起做代表會。那議案是我跟他一起討論的,我們的議案是甚麼呢?就是有些地方歷史上曾經屬於中國,不代表永遠也屬於中國。若按此邏輯,韓國豈非要回歸中國?越南豈非要回歸中國?有些地方大部分是華人,也不一定屬於中國,若是如此,新加坡是否要回歸中國?

我認為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學生會不應該有既定立場,要諮詢同學,甚至在大學裡公投,由同學決定,這是我當時提出的議案。即使在大學的全民投票,我可能會支持民主回歸,但是我覺得當時為甚麼不讓同學參與表態?

議案最終被否決,但這不重要,最重要是當時我開始思考很多,民族主義究竟是甚麼?它究竟有甚麼意義?在人類不同歷史階段中,為甚麼我們要將愛國放在那麼高的層次?這是我在大學生活裡思考很多的問題。

[1984 年 5 月,總理趙紫陽回信港大學生會]
這封信是當時總理趙紫陽給港大同學的回信,他說甚麼?他說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戴耀廷後來做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學生代表,說不定也受到這封信的感染。

兩岸三地同一時間發生這些事情,令我人生開始找到自己的路向,這些就是我應該關心的問題。為了香港回歸後人權自由得到保障,我們一定要爭取民主,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做這件事情,我將來要留在香港,也是為了這件事情,保障香港的人權自由不要受損,我們要爭取普選。

人生志業的啟蒙——Juan J. Linz

我在社區工作了幾年,也當過兩個候選人的助選經理等等,最終我出國讀書,去了耶魯大學。初時我未很確定,具體將來做甚麼,有一個很大概的方向,但將來會做一個學者,還是從政呢?即究竟是 science as a vocation,還是   politics as vocation 呢?就是 Max Weber 問的這個問題,我的人生志業究竟做學術還是政治?我不知道,但當時在想,有很多政治家出身於耶魯大學,就算我最後不做學術,我從這家學校出身,可能有助參選(眾笑),所以選擇了耶魯大學。

在耶魯一年之後,我就很確定我的方向,因為當時遇到一位教授,深深觸動我。他名叫 Juan J. Linz,他是一個西班牙人,研究西班牙的民主化,一個響噹噹的名字,而我覺得西班牙民主化進程是我的理想,我希望能在中國出現。

[Juan J. Linz]
西班牙經歷過很慘烈的內戰,最後在七十年代中期,西班牙人通過一個很和平的方式,成功民主化,當時建制內外的温和力量互動,大家把體制內很保守的人壓下來,也把當時社會上很激進的,主要是共產黨,也壓下來,找到一條中間路向,將國家帶向民主。

讀中國歷史,我們長年以來都在革命的怪圈裏兜兜轉轉,不能擺脫,每次革命後,總換上另一個專制朝代,如何能走出這怪圈呢?

我想跟 Juan Linz 去研究民主化理論,特別是有關西班牙的民主化,才發現這位老師在研究民主化理論中,是手執牛耳、名滿天下的幾位學者之一。

Juan Linz 有好幾個很重要的貢獻,其一是將不同政體分類。我們現在叫很討厭的政權作「極權」、「專制」等等,但他認為要很小心,極權 (totalitarianism) 和威權   (authoritarianism) 不同,政權分類要注意標準,有不同向度,看社會中的多元化程度,例如經濟、社會、政治是否多元化,有沒有一套固定的意識形態,領袖從甚麼渠道往上爬等等,他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去量度。

為何要那麼辛苦去做呢?他的研究指出,好些社會並非極權,只是威權社會。極權社會的例子,他認為正是納粹德國、史太林統治下的蘇聯等,後來我跟他多番討論後,他也認為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也應算是極權社會,其他的都是威權。極權和威權很不一樣,政權邁向民主時,成功的可能性,或民主化後會否倒台或走回頭路,都有差別,所以一定要知道政權的起點,才知道怎樣做才能成功民主化,不詳細說了,可以講一個學期的。

第二個貢獻,就是他開課教授的 transition regime,談民主化理論,談一些政權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他基本上覺得極權社會不能走到民主。但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如此有名的學者,在我去讀書的時期 1988 年,完全沒有察覺東歐共產主義政權會於明年瓦解,未預計會有「蘇東波」,即蘇聯同東歐的風波,即使這麼大學問的學者當時也不察覺,覺得共產政權不會倒。
[1989 年 11 月,捷克天鵝絨革命,1989 年底,東歐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及羅馬尼亞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蘇聯隨後亦分裂瓦解。]
有時我很同情我的師兄師姐,在我們學系,平均需要十年時間完成一個博士學位,師兄師姐的論文可能已經寫到尾段,解釋為何這些政權如此穩定(眾笑),差不多要交論文時它倒下了!(眾笑)

當頭棒喝,原來你是不知道的!就像賊人半夜潛入你房子,你是不知道的,當政權強勢時,就連頂尖學者都看不透。所以他後來苦思,本來以「極權」和「專制」劃分,認為極權不會倒下,不會轉向民主化,但結果並非如此,就像波蘭、匈牙利、捷克,蘇聯也變。後來他再研究,發現極權社會經過一個自由化過程,已經不算極權社會,而是後極權社會 (post-totalitarianism),譬如你看匈牙利,未崩潰之前,經濟上已經非常自由化;波蘭的農村從來是合作社為主,經濟命脈不是國家控制,而且教會長期存在,90% 波蘭人是天主教徒,所以慢慢重新認識多一點,分類會多一點,想得更複雜。

他有另一課講 conditions of democracy,從專制穩定地過渡到民主,需要一些條件,這些條件不只能幫助其過渡,還能幫助民主體制建立後不會崩潰,就算最後有民主的話仍然要深化民主。

他提出五種條件,第一是公民社會,第二是法治,第三是政治社會,基本上就是要有反對黨出現,再說就是市場,最後是行政有效而廉潔的單位。如果你具備這些條件,就能夠很順利地民主化;但若然社會裡的這些條件很薄弱的話,就算來一場革命,建立了民主體制,也很容易倒下,會崩潰。所以有時候你覺得自己並不是在做一些有關民主的事情,但只要你向著這些條件去做,你在鋪墊民主的基礎。


Juan Linz 的著作十分苦澀,他矮矮胖胖,上課時會拿著兩疊書,很多都是硬皮封面,三十本書放在桌子上,從來不讓學生幫助他。課堂中談到例如德國,他就會拿起一本書,朗讀內容,讀德文,大家不知道他在說甚麼(眾笑),我們互相對望又覺得頗有趣。我們覺得 Juan Linz 是一部會走路的百科全書,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寫論文用了十年時間也還未寫完,已經寫了八百頁紙,他的老師是 Seymour Martin Lipset,美國的政治社會學之父,他覺得很不耐煩,對 Juan 說:「你的論文夠了!不能再寫下去了!」就把它搶走,讓同學幫他整理過後就遞交了(眾笑),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最長的博士論文,有八百頁,所以他經常批評我的論文只有四百頁(眾笑)。

這個人寫文章很麻煩,由於他的文章太冗長太嘮叨,很多書出版不了,期刊刊登不了,只好將大部分文字壓縮在註釋,一頁紙正文只有三、四行或四、五行,其他就是註釋(眾笑),大部分內容要在字型十號的註釋裡讀(眾笑)。我們作為他學生,情況較好,他會把文章派給我們,可以直接讀。

[Juan Linz 的著作特色,一頁中,正文只佔數行,其餘皆註釋。]]
他很多文章沒有刊登,但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學問。耶魯大學有一些活動會叫教授坐下來,一路吃三文治一路分享他為甚麼會成為學者,我很記得那次分享,他拿出一本小書,對同學說:我一生人就是寫了這本書,大家都清楚我寫了很多文章,但最終未能出版,耶魯大學也給予他最高地位的教授頭銜。

耶魯大學最高地位的教授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就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說我就只寫了這本書,這種事情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都不會發生,這個人一定拿不到終身教席(眾笑);上帝也拿不到,上帝也只寫了一本聖經(眾笑)。

他就是拿著這本書跟同學說:你們要用心做好你覺得有意義的事,寫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不需理會太多,我一生人就是這樣。

到了他晚年,他的合作夥伴才整理、刪節他的文章,投稿到期刊刊登;他過世之後,我們學生把他的文章結集,出版了一系列書籍,都是我們上課讀的文章。在美國學界,你可以接受這麼一個人,大家都公認他有學問,即使他看起來很少著作在期刊或頂尖期刊中刊登過,也可以成為頂級教授,令我印象很深刻。


談他學問的厲害,還要講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Alfred Stepan ) 這本書,此書是他的合作夥伴所寫,當時他到巴西訪問一個軍頭,那位軍頭是將巴西民主化的軍政府首領;他問對方為甚麼會放權,軍頭說,是因為我讀了 Juan Linz 的文章,所以覺得巴西這樣專制下去沒有前途,他的文章可以影響現實政治。

你覺很奇怪嗎?今時今日,梁振英、林鄭月娥,應該不會讀我們的文章(眾笑),何況習近平。但因為巴西軍政府取得權力後,錢多資源多,要發展現代軍備時,發現要用電腦控制飛彈,他們不懂,所以聘請很多大學生,結果巴西軍隊成為全巴西政府官員學歷最高的部門,吸引很多知識分子加入,知識分子會讀這些文章;軍頭有機會接觸到,後來就覺得,我只要安守本分做個軍人就行,會受到尊重,為甚麼要與諸如秘密警察去爭權?這群比較開明的軍頭,最後放權,有如此一個背景。你看,Juan Linz 可以影響現實政治。

我們作為他的學生,特別感謝他,不只因他有豐富的學問,可以影響現實政治,他很珍惜我們每位學生,深刻地影響我們。剛剛談到,上課時他不讓我們碰他的書,他講課其實頗沉悶,很重德國口音;他講課經常超時,下課後還要繼續講半個小時,有些同學趕著下一課,投訴每次都聽不到他最後半小時的講課,很不公平。美國人時常說:It’s not fair, right? 他說沒有問題,我以後提早半個小時上課(眾笑),然後他真的提早半個小時講課;到下課鐘聲響起,他又繼續多講半個小時(眾笑),那些同學始終聽不到最後半小時的課。

每次講課後,門外總會有一群博士生等候他,跟他一起吃飯,吃飯時討論博士論文。他晚年時曾經來亞洲出席會議,特地來香港和澳門一星期,當時我正在寫博士論文,正處於一個很低潮的時候,他特意前來香港澳門,我帶他和他妻子遊玩,每天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他都和我討論論文,其他時間帶他們去遊玩。在耶魯時,我們在他家中討論文章、討論設計問卷的時候,他的妻子都會為我們準備早餐、午餐、茶點,有一天,我在他家中吃了三餐。

Juan Linz 沒有子女,視我們如己出,這位老師成為我的榜樣。一個人認真做學問,好好地關心學生,是會有影響力的,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他影響了我的人生志業。

我作了選擇,我要成為一個學者,希望好好地參與社會,影響社會。

當然還有其他老師,Deborah Davis 是中國研究的專家,我的論文導師,她對我的人生影響也很大,給我很多支持,因為時間有限,就不詳細介紹了。

[1989 年六四鎮壓後數年,是香港人移民高峰期。]
我學成歸來是 1992 年,正值香港移民潮最高峰。19921993 年,數以十萬計香港人移民離開,我逆流回來,抵港飛機乘客較少,離港飛機上的人較多。

我覺得自己路向很清楚,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是中國問題,我閱讀了很多、學習了很多,有關民主需要的社會基礎,我需要為中國民主化做事。Juan Linz 所言的民主社會五項基礎當中,我作為社會學家,加上過往工作經驗,認為自己最勝任的,就是公民社會。

所以,我決心用一生的力量,在中國內,只談「公民社會」四個字,令人明白甚麼是「公民社會」,它有甚麼意義,二、三十年只做一件事,在中國談「公民社會」。結果,我在中國用了二十年時間,從研究到培訓 NGO、出版刊物、成立基金會,或讓基金會撥款給 NGO,最後覺得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環境,開始同政府合作等等。

目標是長遠的中國民主化,我覺得那一天不會這麼快到來,我只是在鋪墊基礎。香港又能做甚麼呢?

如果以民主化五個社會條件來說,香港完全、充分地具備民主化的條件,沒有一個國家地區在民主化前像香港一樣,已經有活躍的公民社會、有法治、有反對黨的存在、公務員相當有效率、廉潔、已經有市場,已具備很多條件,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在民主化時,無論是二百年前、三百年前、或一百年前都沒有,所以有人說香港沒有足夠條件,不夠成熟,廢話,這些人不用理會,胡說八道。歷史上沒有社會、國家在民主化前,像我們具備充足條件。

所以我們要做的,當然希望香港能夠爭取到普選,但大部分時間我都在中國,下班後便坐火車到深圳,接著跳上和諧號第五卡餐卡,不管甚麼車票,點一杯很貴很難喝的咖啡,一定會有座位;然後到廣州的大學講課,或到 NGO 開會,但每逢香港有政改,我都回來參與,平日寫文章解釋為何需要民主。

這是我人生的志業:在中國,鋪墊民主化社會的基礎;在香港,爭取雙普選。

思考民主的社會基礎之時,Democracy in America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這本書談美國最初期的民主運動,為何這麼成功,不限於選舉制度,他說是源自 ' habits of the heart',是因為人心靈的習慣;他所說的是民風,大家不會自私,因為當時很受清教徒影響,會重視公共利益,他們生活簡樸,走中庸之道。


書亦提到,很多人會先參加社團,才會再去參與政治,所以 Democracy in America 對於走公民社會路線的人有很深影響。

另一個人是 Habermas,他談「公共領域」,指出十七、十八世紀民主思潮出現,著眼點不只選舉政治。首先,社會出現了一些空間,讓人理性對話,這些空間是甚麼呢?他所說的是英國的咖啡館、法國巴黎的沙龍、德國的 table societies,他所說的是當時的報紙,那時報紙主要收集經濟資訊;慢慢通過這些渠道,當時的中產階級,主要是商人們,開始討論政治。你要徵稅,但不給予普選權,為何我要繳稅?於是他們就在報章討論。還有文學雜誌,當你討論文學時,同時在進行社會批判。Habermas 認為這些空間全部都是民主的基礎,通過這些空間才有力量去爭取民主,這理論告訴我,建立社會基礎時,公共領域對公民社會很重要。

民運策略的啟蒙——曼德拉的靈活與胸襟

從爭取普選的策略而言,曼德拉對我有很深影響,他亦是一位我很尊敬,覺得很偉大的政治人物。曼德拉的傳記 Long Walk to Freedom 陪伴我很長時間,每晚讀一點,甚至捨不得讀完這本書,因為一直在曼德拉身上學到很多。


他爭取民主經歷過很多不同階段,首先是公民抗命,他一開始便策劃公民抗命,為甚麼同一個國家內,黑人去白人區要帶護照?把護照燒了,犯法就犯法,拘捕我吧!他公民抗命,但最終發現公民抗命沒有成效,很「左膠」,無功而還。特別是因為發生了大屠殺事件,那些被屠殺,中槍的人,都是後背中槍,表示他們正在逃走,正在離開,婦孺同樣被開槍射殺,所以不要再講和平手段,開始勇武抗爭。

曼德拉學習遊擊隊知識,製造炸彈,炸毀政府設施等等;他因勇武抗爭而被捕,入獄二十多年,外面的戰友繼續抗爭。當曼德拉坐牢二十多年後,他發覺我們不能消滅政府,政府也未能消滅我們,整個社會非常虛耗,是否可以嘗試另一個方式?曼德拉嘗試第三種手段:對話。

曼德拉一個人寫信給政府提出對話,當時他很小心,因為他的同伴也不贊成,所以他趁自己單獨囚禁的時候寫了一封信。他當時的想法就是:我要嘗試可否打開這條路,如果最終這條路走不通,失敗的話,我的同伴可以怪責我,說我監禁時間太長,發瘋了。他為自己的同伴設想,想好對策攻擊自己,鋪墊後路。

曼德拉說,沒錯,我們作為領袖,必須有時走在群眾前面,自信地引領一個正確方向,他有詳細的考量,最後成功打開對話之門,成功將南非用一個和平方法民主化,但如果他沒有經歷過之前的公民抗命,甚至沒有經歷過勇武抗爭,你猜想他在談判時,有沒有道德力量,不受人質疑?如果沒有試過坐牢,誰人有道德力量?黃浩銘,你入獄次數最多,將來靠你了。(眾笑)
[囚禁 27 年後,曼德拉 1990 年2 月獲釋,步出監獄]
一切需要時間,不能說因為曼德拉以對話成功,所以我們只能用對話才能解決問題,有時候需要經歷一個過程,特別包括白人政權也開始覺得很疲倦,社會付出了很大的管治代價,才醒悟過來,最後大家願意坐下。

若你問我,我最希望見到他朝中國和香港,循此路向民主化,就是進行對話。我連中聯辦也走進去,因為我覺得只要有對話機會,我也願意對話。直至 2012 年,我才覺得對話之路已走到盡頭,我私下每個月接待很多從北京來的所謂「中間人」,一些朋友在場,也知道我如何會晤,中聯辦組團去跟北京的智囊開會,我是團長,我與中聯辦關係可以如此緊密,我可以走進去他們當中,那算甚麼。

2012 年底,在我的認知上,知道中央政府不會給我們「真普選」;我覺得一定要想辦法,但想不到,又覺得如果甚麼都不做,機會是零,只會有一群憤怒的年輕人與政府大對決,魚蛋革命只會提早發生,大規模流血,但不會有真正民主化結果。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雨傘運動爆發]
可否作最後努力?但我想不到,誰知道,這個傻人戴耀廷,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佔領中環」的想法,我覺得只有 5% 機會成功,95% 機會不會成功,他也記得我說過這句話 : 只是在 0 5 之間,但即使只有 5%,我也會全力以赴但我覺得失敗機會很高,因為主要問題是中國大局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問題。雖然只有 5% 機會,正確的事為何不全力以赴呢?所以我要付諸實行。我不是不願意對話,已經去到盡頭的話,就要嘗試其他方法;想要嘗試這個方法,也不一定代表只能用這個方法,我覺得最重要是因時制宜,要走到彼岸。

民運策略的啟蒙——公民抗命

經歷雨傘運動之後,很多人問,究竟公民抗命可否繼續下去,在香港是否真的可行?為什麼要公民抗命?為甚麼當戴耀庭提出佔領中環,我這麼快表示可以一齊做?

因為我一直都閱讀這方面的作品,了解歷史上不同的人如何實行公民抗命。當然最早就是 Henry David Thoreau,他當時反對美國一個不公義的戰爭,與墨西哥開戰,擴大奴隸制度,他覺得這件事不正確,但個人又有甚麼辦法對抗政府?結果,他只做了一件簡單的事,他違反一條法律,那條法律與戰爭無關,他不繳交投票稅,自願被抓入牢,雖然只是一兩天,但引起了社會爭議,引發了討論。為甚麼一個知識分子,一位紳士要坐牢,引發了大家討論為甚麼要這麼做?為甚麼奴隸制度不公義?為甚麼不應該開戰?


從他公民抗命的事件中可以看到,第一,他觸犯法律,但目的是要爭取公義,不是為個人利益,跟一般犯罪不同;第二,他非暴力,第三,要承受刑責坐牢;第四,這一種形式的違反法律,目的是不想破壞法治,他必須要合乎比例,你不可以因為你家附近水渠爆裂而去佔領中環,雖則也是公共利益,但不合比例,所以實行公民抗命要考慮很多條件。

另一個影響我很深的人,當然是甘地,甘地的公民抗命其中一個很重要行動,就是採鹽的長征。起初沒有人理會他,只有幾個人。當時的鹽是官鹽,全部由官方採鹽、製鹽、賣鹽,他們認為鹽太貴,鹽能從大海採到,為甚麼我們要交稅?買貴鹽?當時甘地就想到,如果人學懂在最微細的事情上爭取自己權利,他才懂得去想更大的權利,例如民主、獨立等問題,所以他開始帶領人們走向海邊去採鹽。

[甘地的公民抗命]
起初殖民地政府不管他,因為只有幾個人,但越來越多人加入,結果數以千計的人跟隨他;政府開始緊張,把甘地抓入牢;另一個人,是女詩人奈都夫人,她帶了二千五百人去海邊繼續採鹽。警察早已站好等候他們,每個警察手上有一根鑲了金屬的棍;抗爭者很安靜地、慢慢走過去,警察開始揮棍毆打,後排的人聽著前排人肋骨爆裂的聲音,「咔咔」作響,流很多血,抗爭者倒下之後,義工把傷者移到一旁,另一群人幫他們包紮,另一排抗爭者隨即迎上去,他們沒有頭盔,就是通過這樣一個被毆打的過程,才能顯示非暴力的力量;他們並非要引發衝突,而是透過此過程,爭取社會理解他們所為何事,突顯政權的暴力,所以他們寧願不做任何防衛,走過去捱打。

甘地的「非暴力」跟曼德拉不同,他原則上就已要求非暴力,因為他的宗教信仰,相信沒有人在這世界上可以掌握絕對真理以為自己掌握絕對真理的人就會使用暴力。宗教就是這樣,要聖戰,無論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蘭教,都認為自己的神才是真神,就可以殺異教徒。我們人類不能掌握絕對真理,讀讀烏納穆諾吧,我們知道的東西很少,既然我們不知道絕對真理,就不要用暴力,將我們的一套加諸其他人身上。所以甘地是一個堅定從原則出發的非暴力主義者。

[馬丁路德金]
第三個當然是馬丁路德金,他唸畢博士後,本來可以在美國北部一個中產階級教會工作,但他寧願選擇回去自己南部那裡做牧師,因為他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召喚,呼召他一定要回去。

他第一個行動就是對抗種族主義的「杯葛巴士」抗爭,當時一個黑人女乘客   Rosa Parks 在一架滿座的巴士上,拒絕讓座給一個白人男人,當時的法律是白人優先。她不肯讓坐,結果被捕,接著馬丁路德金帶領一場運動,杯葛巴士,就是寧願走路,以後不坐巴士,直至改變歧視的法規
[Rosa Parks 不肯讓座後被捕]
他們堅持走路一點不容易,有些人要走十多二十公里上班,不是走一天,堅持了三百七十多天。部分人有車,會接載人一起上班,警察就針對那些車發告票,說你超速,若搭順風車的乘客多,又發告票。

幾百天的抗爭,馬丁路德金當然受到批評。誰人受影響?都是黑人、窮人嘛,他們是司機,「阻人搵食,就如殺人父母!」。「阻人搵食」這些用語我們應該很熟悉。阻人搵食!你害苦低下階層!連黑人都罵他。

[杯葛巴士行動,持續三百多天]
我最記得馬丁路德金說,他從教會裡收到一封信或名信片,是教友寫給他的。那教友說,牧師牧師,馬丁路德金牧師,快要聖誕了,我們不要搞事了,為甚麼我們不能和和諧諧地過聖誕呢?他說,究竟我們現在有甚麼問題呢?我們黑人以前是奴隸,現在有人身安全,我們很自由,只不過不能投票而已。

當年的黑人,每次登記做選民時,總被人問一堆問題,不懂答就被「DQ」(取消資格),不能成為選民;甚麼問題呢?例如最高法院那五位法官是甚麼名字?你說出來,說不出來就「DQ」。

那教友說,算了吧,只是沒有這部分而已,其實我們活得很好,為甚麼你要令社會那麼分裂呢?總之一切是你們的錯,弄得社會分裂;教友還說,如果上帝真的要黑人白人平等,上帝就會把所有人都造成白色,或所有人都造成黑色,上帝造黑人白人就是要他們不一樣,就是要他們不平等。

在五十年代那時代,他們覺得生活很不錯,為甚麼你要製造混亂?我們六十年後回看,他們只是在爭取一些很基本的權利,但也可以被時代誤解。馬丁路德金也說,那些最有才能的牧師,全部站在他的對立面,只有一些較年輕的牧師支持他。馬丁路德金問,甚麼才是真正和諧呢?只有公義的制度才能保障長遠的和諧,如果沒有公義制度,和諧是假的。

在我們還未佔中之前,馬丁路德金很多話早令我知道,周融的出現不是偶然(眾笑),亦早有心理準備他要說些甚麼。

今時今日,很多人覺得你們這些「左膠」東西試過了,不行的。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民主政權下爭取公民抗命才可以成功,甘地當時面對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是民主國家,所以公民抗命能成功,其他地方怎麼可能呢?

很多學者研究了過往這四十多年世界各地政體的民主化進程,接近七成政體的民主化,都是通過和平手段達成的,包括革命,很多革命不是如大家想像的法國大革命,跟政府大打一場,我們沒有刀沒有槍沒有坦克車,怎麼可能?很多時是因為民眾很和平,反而令軍隊及警察在開槍那一剎,手軟、心軟,接著自己分裂,軍隊分裂、警察分裂,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就必須倒台。
[1989年,捷克革命,共產政權倒台,民眾和平示威,沒流一滴血,故稱「天鵝絨革命」]
所以無論是用哪一條途徑民主化,甚至革命,其實過去四十年裡,極少暴力方式的革命,特別在香港的處境中,你即使革了命,然後解放軍來接管而已,現在解放軍也好像已在用我們的土地了,在邊境裡,又在我們西九地下經過。我覺得抗爭只能用和平的方法才能夠持續地做。

中國要怎樣才會達到民主?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才跟一個朋友說,在晚清時期,所有溫和的改革派,最後都沒有好下場,都變了革命派。中國最後要走向何方,我心裡當然不希望看見革命,誰希望看見流血呢?朱耀明牧師以前常跟我說,真的要革命,但到了雨傘運動時,他每天都含著眼淚,害怕有一個學生受傷或死亡,我們都是這樣的心懷,我們不想看到。所以,能夠用和平的方法,我們都會堅守到最後一分。

等待啟蒙:中國專制的社會基礎

我將要離開中大校園,也要告別廿多年的教書生涯。因為離開,要收拾書本,收拾書本的過程挺特別,是一個「斷捨離」的過程。突然之間要問問自己,究竟我有甚麼問題日後還會關心?有甚麼問題我不會再研究?這是一個很好的過程,敦促自己把價值排列。我發覺現在還剩下很少書,都屬將來繼續等待啓蒙的書。

我會繼續思考的問題,都是中國的問題,因為香港前途擺脫不了中國,中國的前途會影響我們。

我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何中國數千年來,還是一個專制社會?為甚麼還在持續?為甚麼改革開放後,現在倒行逆施走回頭路?它的社會基礎是甚麼?我們有沒有辦法打破這個怪圈呢?

要想的問題也包括,為甚麼我們長久以來,不能夠產生一個公民社會?我們的公共領域,可以讓公民自由連結,甚至有行動去抗爭,這個我沒有辦法很詳細地說。只能說,我們晚清的時候,有些已經很接近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我們那時候已經有些報紙,譬如《七十二行商報》。

我專程帶了一個碩士生走到中山大學,在一個很潮濕的房間裡找報紙。我想看一看那些晚清的商人報紙,有沒有討論政治,最後我真的找到一段晚清時段的報紙,濕漉漉、很潮濕,我覺得做了一件人生很重要的事,就是立刻付了一筆錢,做膠片,保護那疊報紙。那時其實有很多討論民主的文章,甚至討論獨立,在當時的商人圈子之間發生。

當時中國很多茶館、酒樓,都會貼出「不談政事」標句,即是代表有很多人在爭論政治,有如一個公共領域。我聽過一位學者說,其實中國的妓院也是公共領域,青樓妓院中有很多文人雅士討論政治的。我期待他發表文章,告訴我中國的青樓妓院是否公共領域,可惜一直都看不到這篇文章(眾笑),可能文人自己騙自己(眾笑),給自己理由去喝酒而已。

對不起各位同學,在我辦公室門口,你將會見到很多書我將扔出來,但不會包括這些題材,因為我還要讀。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能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我們的知識分子是甚麼面貌呢?今時今日我在中國見到那麼多學者,甚至香港一些學者亦如是,我們整個傳統是「學而優則仕」,讀書人覺得自己最高境界就是行走尚書房,在翰林院教皇帝讀書,要做國師,我們太多這些國師學者。

為何我們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成為社會良心,用我們的知識,去批判我們社會的不良現象,以至批判權力呢?這些問題都是我要思考的問題。

第三個我要討論要思考的問題就是有關專制人格的問題,即是,究竟是否「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二次大戰期間,有一批德國學者流亡海外,成立了法蘭克福學派,他們很共通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我們一個這麼理性的社會,這是德國啊!我們出康德的!我們的音樂可以很沉重的,為甚麼出了一個希特拉?竟然有那麼多人,瘋狂地追隨他?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
[Hannah Arendt]
悲劇為何出現?不單只是因為那幾個領䄂,而是整個社會的人,自己人民的質素,出現一些很根本的問題。大家可能都讀過《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 by Hannah Arendt)。這本書寫的是二戰後一場審訊,犯人是一位納粹德國高官,屠殺很多猶太人;大家引頸以待,想像會見到一個大魔頭出現。結果如何?這個人,木訥、害羞,一個技術官僚模樣的人;他說來說去,就講我做的事皆合法,我只是跟從上級指令。

[柏林猶太博物館]
我們現在中國,就在建立甚麼「以法治國」,經常提醒我們香港「以法治港」,但是那所謂的「法」,是一個甚麼法?是不是就是「法治」那一個法?法律不只是讓政府控制社會,如果要法治我講 Rule of Law,一定是人民可以通過法律制衡政府,這種平衡狀況才是 Rule of Law,否則只是 Rule by Law,無論是中國或香港,清清楚楚,現在我們走向 Rule by Law

接著很多香港人就說,與我無關,我跟法律做事,所以我就「DQ」他們,又說這些不關我事,不是我決定的,我交給了其他人決定。整個德國那麼大的悲劇,很多人都用同樣理由,逃避了自己良心的抉擇。

Erich Fromm 寫了一本書《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我告訴學生,如果你要我介紹十本書,一定會有這本。他要問的問題就是我剛才的問題,為何德國人會落得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當有些人失去安全感,他會連自由也不要,寧願跟從一個很偉大的人,不思考,也要跟隨他。


Erich Fromm 追溯為甚麼德國的人會失去安全感,他說有兩種力量,一個力量是資本主義的興起,人從農業社會走到工業社會,越來越原子化,沒有了一個群體,越來越無助;第二就是基督教的興起,從天主教轉到基督教時,每個人都要單獨面對上帝,要因信稱義,要自己跟上帝交代,很多人開始很緊張,很缺乏安全感。他說這兩大因素,政治經濟以及宗教因素,令人跌進一個很無助或孤獨的處境中,沒有安全感,人沒有安全感的話就會放棄自由。今天你看見整個西方世界,因為恐佈主義問題,沒有了安全感;它會立很多法律去控制自由,邪教法都立了,以往在西方難以想像,當人失去安全感時,就會如此。

我自己經常思考,亂世中為何會出這些梟雄呢?無論是政府或民間,都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如何處理這個安全感的問題,是我們要思考的東西。你可能會問,我要思考這些中國問題,老實說要去到甚麼日子,我們才會見到中國出現民主,我真的不知道。

遙遙長路,有時真的覺得前路茫茫,燈有時會暗淡。暗夜裡,可以怎樣?我想只能看星。


送給中大學生:梵谷與老師的一段對話

我大學二年級時讀了《梵谷傳》,對我影響很深。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繪畫,梵谷跟當時一群印象派的人,正在做一件很革命性的事。

中世紀的時候,畫一幅畫、畫人像,不可以像真,因為聖經說不可造偶像,所以畫人不敢像真,畫聖母瑪利亞、聖子都是一片暗黑,不敢畫得有血有肉。文藝復興之後,大家才會歌頌人的肉體,說 Humanity(人性),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很寫實的畫作出現,但寫實的畫長時間成為主流,也走到了盡頭。

去到梵谷的時代,他們嘗試一個新開始,他們不只要描寫準確的形體,也要那種感覺,談光、影,要將內心的感覺投射出來。你不開心,樹會晃動;你憂鬱時,天空泛紫;你激情時,草可以是橙色。他們很劃時代,但完全被時代誤解,人們覺得,你好像草稿也未畫好,拿來幹甚麼?

畫家塞尚的蘋果,大家知道今天很值錢,拍賣價以億計;他賣畫時,那些畫商做甚麼?他說我不要四個蘋果我要三個,就拿起刀子一揮,切去一個,要侮辱他。梵谷的畫,一生只賣過一幅,應該就是畫葡萄園那一幅;他所有的畫,其實是他弟弟悄悄地買,然後告訴他有人買,以支持、鼓勵他。他們一生都在孤獨地走一條後人覺得很欣賞的路。

梵谷一開始不是畫家,他初時在畫廊賣畫,發現這個工作很苦,為甚麼?他發現,最美的畫通常沒人買,最醜、最俗氣那些卻是最早被人買走,所以他後來不想再做這個工作。這段引述他:

「要求現世的順利,一個人就要首先心死,人生在世不僅在於求樂,不僅在於坦白做人,他應該悟解人類的重大意義,爭取自身的尊嚴,而且超越人人要混日子都必須敷衍的那一套庸俗陋習。」

他不想再這樣混日子,接著他如何?他繼承父業,讀神學做牧師,唸完之後他到比利時當牧師。梵谷走到礦坑之中,走到最窮的地方傳福音,每天回家,他的衣服差不多都沒有了,因為他看到那些人如此貧窮,他說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穌的一套,我怎麼可以目睹苦難,仍然穿得那麼漂亮?每一次在街上看到窮人,他就會把衣服脫下來送人;那些「污糟邋遢」的人根本不會去教堂,他就走到礦坑那裡主持崇拜。結果差會說,你這樣不行,破壞了我們的禮儀,所以譴責他,不承認他所做的聖餐合乎教會規範。

他非常失望,對整個教會非常失望,寫了一段很痛心的說話:

「於是突然之間,他發現了一件自己久已明白的事了,這一切上帝長上帝短的討論,全是幼稚的逃避現實,全是一個驚恐而寂寞的凡人,在冰冷、黑暗而永恆的夜裡竊語的謊言。上帝並不存在,簡單一句話,上帝並不存在,有的只是混亂、悲慘、痛苦、殘酷、磨人,盲目無盡無止的混亂。」

梵谷作為一個牧師,信仰可以跌到這樣的低點。接著他如何?他把整個生命投進繪畫中,他受的畫派影響,第一個是日本的浮世繪,浮世繪的顏色影響他很深。另一個,就是所謂巴比松學派這畫派,巴比松畫派的畫,內容很敬虔,他們歌頌勞動者、歌頌大地、歌頌上帝的創造物。所以梵谷的畫作,是另一個救贖的過程,有上帝還是沒有上帝呢,他好像很失望,但他在繪畫中又尋回上帝。


梵谷說過,對他來說,空白的畫布就像空虛的人生向他嘲笑。你看他的畫,很厚的,好像在攻擊畫布,因為他覺得白色的畫布是空虛的人生,所以他要填滿,他說他要將大自然的節奏,其實就是上帝,要表現出來。他最後在繪畫中救贖了自己。

他在年輕時有一段對話,我要送給在座每一位大學同學。他年輕讀神學時,有一次很累了,他和他老師就在住處附近的郊外散步。這段對話發生在一個墳前。那是 Rembrandt 的墳,如果你去荷蘭,看他的畫 Night Watch,很有名的畫。今時今日大家覺得 Rembrandt 的畫很有名,但當時又如何?

這段說話我送給在座同學。

老師說:這個人死得又貧困又羞辱。
梵谷:可是他死時不憂傷。
老師:不錯,其實他已經充分地表現了自己,而且亦知道自己作品的真正價值,當時其實只有一個人知道。
梵谷:那麼說是不是只要他自己明白就能滿意呢?如果他弄錯了呢?
老師:別人覺得如何其實毫無關係,Rembrandt 可是要畫下去。他畫得好壞都無所謂,只有藝術才能使他做一個完整的人,他已經達到他所了解的自己生命的目的,就不虛此生。
梵谷:可是老師,一個年輕人又怎會知道自己的選擇是正確?
老師:沒有東西是永遠把握得住的,只要有勇氣和力量,去做自認為正確的事情也就夠了,也許結果是錯了,可是你至少總算做過了,我們必須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至於最終的價值,那只有等上帝去評斷,每個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能順性去做,那麼無論做什麼,結果總會是完滿的。
這是我送給同學最後的話,我希望你們能夠順性去為這個世界創造真善美,我希望你們不虛此生。謝謝你們。

(全場起立鼓掌)


(完)



2 comments:

  1. I have read half of the speech and it helps me think about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I do not know Prof. Chan before reading this speech but I do know Benny Tai. I truly admire them and I need more time to digest their believes and how they fought for the true democracy with perseverance. However, somehow I think the future is doomed because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to fight for democracy, we seem do not see any positiv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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