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19, 2018

陳健民最後一課:順性而行‧不虛此生



 審訊前夕,陳健民卸下了中大二十多年的教職,輕裝上陣,坦然面對審判。

最後一課,他回顧了自己的思想啟蒙,向燃燈者致敬。

人生旅途上的點點滴滴,點連成線,線織成網,形成了他的思想體系,他的生命態度。

最後一課之後,陳健民在臉書上留言:「多年教書生涯,我常對自己說:只要班裡有一位同學用心聽課便夠了。我只有一條命,能夠影響另一個生命,就沒有白白來到這世界。」

他超額完成了。

最後一課於《思托邦》講座,七百人擠滿了教室,桃李滿門,無數人報不到名。

「我現在只有感激的心。」

告別時刻,陳健民說,沒有怨恨,也沒有悲哀,只有感恩。

哽咽過後,陳健民開始講述他的志業、踐行一生的軌迹。

不懈的尋索,舉重若輕,深情而理性。

重聽一次他的演講錄音整理文字,像一場修煉。


一切從一張傳單開始——社會運動的啟蒙

誰說派單張無用?

時值   1978 年,陳健民唸中學預科,學校門外有位師兄回來派單張,叫他表態。

表什麼態?陳健民當時對金禧事件一無所知。

上世紀70年代一場罕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學生抗議校政問題,演變成教署「殺校」的金禧事件。陳健民回到學校查問,校長說:「你唔好理佢,呢啲係搞事,搞亂香港。」家裏則從來教導「千祈唔好理政治。」

問題是,那位師兄是大學生,是師弟們眼中的學霸英雄,怎會搞亂香港。

於是陳健民瞞住家人,砌詞帶兩個弟弟到維園參加寫生比賽,他把弟弟安頓一旁,自己去參加萬人集會。

「兩個弟弟後來讀了藝術及設計。」陳健民有很多冷笑話。

1979年,金禧事件,維園萬人集會

大台上說話的人,要求校政透明公開,他覺得很有道理,後來知道,那個人叫司徒華。

目睹這場社會運動,陳健民說,那天晚上是他人生轉捩點,好迷惘,如何判斷?他想,如果連一件事的是非對錯都搞不清楚,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

思前想後,結果他立下決心,要讀大學。他本來不算是讀書材料,學校大部分同學都準備投身社會,無想過自己能唸大學,但因為一次衝擊,努力讀書考試,成績突飛猛進得令同班同學質疑有詐,「有同學說,要夾錢去查卷。」

他入讀中文大學社會系,「讀社會學,其實不知讀什麼,只是因為不了解社會。」


我有信仰,沒有宗教——生命意義的啟蒙

陳健民年少時家窮,家裡是小工廠,床用作擺貨,不是睡在走廊,就只得半張床。入住中大宿舍後,睡在人生裏第一張完整的床,「簡直是豪宅,還有海景。」

來到中大校園,天高地闊,很多同學都會思考生命的意義、如何走一條正確的道路。陳健民亦不例外。

陳健民思考得最深的問題是宗教,中學開始已接觸基督教。

很多人問陳健民,你是什麼宗教信仰?

「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被學生問了好多年,我常常不答。」

陳健民說,第一次被捕時,他帶著一本「佛經」入警署,是弘一法師的傳記。

最後一課,他答了。

「我是一個有信仰而沒有宗教的人。」

大學時,陳健民常思考:上帝是否存在?如何證明?罪的本質是什麼?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同上帝全知的講法有沒有衝突?……

陳健民的宗教啟蒙,來自大學一年班讀過,烏納穆諾所著的《生命的悲劇意識》 (Tragic Senses of Life, by Miguel de Unamuno)。這本書,開啟了他理解宗教的一個新方向。
 
「所謂信什麼,只是代表你渴望相信什麼。」

「我們對上帝有渴望只是因為人類受苦,見到美好的事物稍縱即逝,你愛的人一下子離開,你想重聚,你見到世界的事不能伸張,你渴望永恒,你渴望來生、天堂。」

所謂「我相信」,其實是「我渴望」,陳健民說。

他不喜歡教堂的形式主義,「對很多人來說,這種信仰方式很不確定,但對我而言,反而是安身立命,你告訴我那些絕對真理,對不起,我很不舒服,反而你告訴我,我們很不確定,我們所知的事情很少,我們很渺小,反而用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安頓自己。」


投入現世,實踐信仰——「我要真教會」的啟蒙

「如果你上錯火車,在車廂走廊往相反方向跑是徒勞的。」
                                    潘霍華

納粹德國的歷史,有無盡人性的謎團,八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充滿問號,拷問每一代人:為何德國教會會支持希特拉?為何平凡人對政權的惡行視若無睹?為何人們如此容易崇拜權威,成為極權的幫兇?

其實一點不稀奇,看看香港,「今時今日教會同主流價值非常融合」,陳健民說。

陳健民年少時參加教會活動,覺得很不舒服,「他們把信仰放在一個很小的盒子裡,考試成績問上帝,失戀又問上帝,但對社會、歷史的事情,從來不覺得有什麼角色,教會將整個信仰收窄到一個如此私人的領域,令我非常不舒服。」

是潘霍華的書啟蒙了他。

潘霍華是納粹時代少數反對希特拉,同主流教會對抗的牧師,他著的《獄中書簡》,陳健民再三推介。潘霍華幾句話,影響至深:

「基督徒必須投入現世去實踐信仰;教會必須放棄自己的舒適和特權,敢於實踐
有別於世俗的價值觀,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還有一本《潘霍華傳》(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by Eric Metaxas),最近特別訂回來,準備獄中閱讀;怎料還未坐監,已一口氣讀完。

潘霍華的「如果你上錯火車,在車廂走廊往相反方向跑是徒勞的。」就是出自這本書。


今天仍有人在問,為何教會當時會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支持納粹大魔頭?

潘霍華決定,不會留在往錯誤方向走的火車上,教會不在乎教堂、牧師、儀式,他寧願同主流教會決裂,尋找「真教會」。

「他認為關鍵是你是否能站在猶太人的一邊,當猶太人被逼害時,基督教有何反應?猶太人也是教會一部分,如果你無保護猶太人,根本就無將信仰實踐於世界裡。」

為何當時自命公義大愛的教會對猶太大屠殺不聞不問?甚至不肯承認?潘霍華走在時代尖端,最後刺殺希特拉失敗,陷獄而死。

希特拉逃過一劫後,開了記者招待會,宣稱自己是上帝所揀選,德國教會也發了聲明,認為希特拉是上帝的選擇。

「你可以見到教會可以錯到什麼地步,所以今日見到教會的走向,可以說一點都不奇怪。」陳健民說。

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現在回想,陳健民說,若當時炸死了希特拉,也會有第二個希特拉出現,當時納粹黨的勢仍未下落。

「各位朋友,有些時間不是我們能掌握,我們只能夠做你覺得對的事……凡事都有時間,大家會沮喪,為何壞人還在,揚威耀武?凡事有定時。」


兩岸三地遽變——民主理念的啟蒙

陳健民社區參與的啟蒙故事,受教於朱耀明牧師與盧龍光牧師,關注貧窮,服務社區,早前中大一講〈以知識介入社會〉已有詳述(見陳健民:希望有天,見到花開季節)。

不過,陳健民唸大學的 1979-1983 年,兩岸三地都有大事,「影響了他人生大方向」。正是,對民主理念的思考。

當年,距離 1997 年新界租約到期,餘下不足二十年,「香港大限」逼在眉睫,中英開始探索香港前途問題,「民主回歸」成為熱話。

對岸台灣,美麗島事件彰顯獨裁嘴臉。陳健民記得一張相片。站在中間的施明德面臨審訊時的從容姿態,面露微笑,嘲諷面對。

中間微笑者為施明德,美麗島事件審訊
北京的 1979,魏京生等人發起民主牆運動,在西單寫大字報,文章《第五個現代化》,提出除「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之外,也要實現「政治現代化」,提倡權力要受限制,文革中毛澤東一人的錯變成全國災難的歷史不能重演。魏京生再寫《要民主還是要新獨裁》後,遭拘捕審判,戰友劉青手抄的法庭記錄,陳健民讀了。

魏京生受審
「我記得我好驚訝,可以這樣審判,最記得法官說,憲法上講要人民民主專政,你反對,就是超越憲法,就是特權分子,結果判了十幾年監禁。」

「當時我覺得,他講的東西是我心中所想,他要坐監,我就在宿舍吃糖水,覺得他為我們坐牢,很觸動我,有些人看過這些無感覺,我就覺得不可以無感覺。」陳健民說。

是的,悲劇在重演,歷史在重複,我們不可以無感覺。

抄審訊稿的劉青,當時不同意魏京生意見,覺得不應該攻擊鄧小平,但兩位戰友承諾,若任何一人出事都要保護對方。陳健民說,他從劉青身上,真真正正學到什麼叫寬容。

另一點啟蒙,來自北京大學學生胡平所寫的一篇長文《論言論自由》,他曾參選海淀區人大並當選。陳健文形容,這篇文章今天看來,是頗「學生哥」的論點,好像人所共知:

一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

甚麼是言論自由?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統統包括。」

有人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都不允許人們從根本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權,所以那種針對根本制度的反對意見應該禁止。這又是一個言論與行動不作區別的典型論調。」

人們可以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包括反對的意見,這正是憲法本身所賦予的。

這些應該是常識了,但今天很多人不知,或詐作不知。陳健民慨嘆:別說大陸,今日香港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動不動就不讓同學發言,說你違憲。「很難過,我以為這些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怎知到今日,仍然很多人要重新認識這些,幾得人驚。」

陳健民對《論言論自由》一文印象深刻,還因為他活學活用,成為論辯子彈。

改革開放後,陳健民代表學生會,親自到中山大學搞第一個交流團。學校安排了共青團人員來「對口」商談。

搞甚麼活動呢?陳健民提議搞兩大辯論比賽。好!甚麼題目?

陳健民繪影繪聲地憶述,他提議:

「不如辯論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

「嘩,不可以,搞亂思想!搞亂思想!」

「不要緊,不如這樣,中國同學支持資本主義,香港同學支持共產主義,可以嗎?」

「這樣思想更亂!」

最後,辯論當然搞不得,搞了划艇比賽。

當晚,他在中山大學宿舍借宿一宵,同房是一位來自湖南的教授,兩人談起言論自由,教授說國家控制言論有理,陳健民當時抬出《論言論自由》的論點,教授語塞,卻又死不認輸。深夜兩時多還要談下去,陳健民最後出「毒招」,拿出一個簡單不過的理論核彈

「我在香港往廣州時看報紙,我看到長沙有學生罷課、有學潮,你知道嗎?」教授呆了一呆說不知道。「你在湖南來的,發生這件事也不知道;我在香港也知道,你認為這算正常嗎?」

教授於是就回到自己的床上。

陳健民補充,自己當時帶頭去內地交流,但即使是一個頗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亦注意到民族主義在一些時空中,可以抑遏很多人類價值,純粹德國也叫人愛國,但潘霍華說過:I pray for the defeat of my nation. 因為民族主義之上,有更高的指導價值。

陳健民說,就算關心中國,也不等同接受回歸,所以他做代表會時,曾提出議案,學生會對中英談判的立場,應該讓同學參與諮詢、辦公投,因為他認為回歸非必然,歷史上屬於中國的地方不等同以後都屬中國,否則韓國豈非要回歸中國、越南也要回歸中國;有些地方大部分是華人,也不一定要回歸中國,否則新加坡也要回歸?

當時此議案被否決。


耶魯的大師級教授——人生志業的啟蒙

在耶魯大學讀書的年代,正值民主化浪潮席捲蘇聯東歐,陳健民說了一個冷笑話,學院中人會懂得笑,社運中人或許有啟示。

話說他眾多師兄師姐研究民主化理論,但無人察覺「蘇東波」迹象(即始於1989東歐共產政權骨牌式倒台與隨後蘇聯解體之民主浪潮),無人預計共產政權一夜間倒台;陳健民謂「我同好情我的師兄師姐」,好些人的博士論文,用了長達十年時間,有些研究題目探究為何威權管治如此穩定之類,結果快要提交論文時,東歐共產政黨全數倒台了!

這個學術界的悲劇,對陳健民有莫大啟迪:「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原來你不知道的!連這些 top scholar 都不知!」

完全預計不到「蘇東波」的,還有他尊敬的老師 Juan Linz。陳健民到耶魯大學讀書,打算做學者?或是從政?一年後就確定了方向,正因為   Juan Linz 的課。

Juan Linz
Juan Linz 是著名民主化理論家,但他在今天香港的大學生態中,不可能活得下去。陳健民形容,每次上堂,Juan Linz 捧着兩叠書,三十幾本,有如會行走的百科全書;他學問大,但說話長氣,寫文章也極長,註釋有時長過正文,難以適合學術期刊,只出版過一本小書,但耶魯大學不只容得下他,更給他最高榮譽的 Sterling Professor 名銜。

有一次聚會,由 Juan Linz 談自己的學術生命,陳健民記得他的一番話:各位同學,你要用心做你認為有意義的事,寫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不要理會太多,我一生就這樣過。

Juan Linz 研究民主過渡、深化民主,研究需要甚麼條件,民主制度才能運作得好。例如,一個社會需要公民社會、法治、多元的政治文化、有自由市場,廉潔有效的行政單位,才能令民主政體較順暢轉型及能持續。故此,有時不是直接去爭取民主,但若能鋪墊條件,如建設公民社會,也是建設民主的基礎。

於是,陳健民決定好好做一個學者,參與社會、影響社會。

學成歸來,飛往香港的航班上,陳健民注意到,航班乘客很少。19921993年,是六四過後,九七前夕的移民高峰期,離開香港的航班很滿,回來的人很少,陳健民逆流回港。

「我覺得要為中國民主化做事。」中國的民主不會來得快,但可以率先鋪墊基礎,就從建立公民社會開始。

「作為社會學家,按我過往經驗,我最能夠做的就是公民社會,我要用一生力量,要令中國裡的人,明白什麼是公民社會,用了二十年,做研究,培訓 NGO,出版刊物,成立基金會,同政府合作……」

有關中國公民社會,陳健民在最後一課沒多談,他也一直很低調,直至佔中前後,一切和內地的正式交往幾乎停止,立場新聞專題〈「雨傘運動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國失去了陳健民」〉一文中,大家可以明瞭,陳健民二十年來如何在內地默默耕耘。

至於香港,早已具備民主條件,「公民社會活躍,有法治,有反對黨存在,公務員有效率,有市場,無一個西方國家在二百三百年前實現民主的一刻有這種條件。」

「有人說香港未夠條件,未夠成熟,bull shit。」陳健民說得斬釘截鐵。

在中國鋪墊民主,香港爭取普選,這就是陳健民的志業。


從對話溝通到公民抗命——民運策略的啟蒙

很多人未必知道,遭權貴千夫所指的佔中發起人,曾經常常走進中聯辦,接待「中間人」。

陳健民說:「私底下常接待每個月北京來的中間人。」「中聯辦要組團去北京開會,我是團長,我同中聯辦可以有這樣近的關係。」

抗爭也可以溝通,陳健民的啟蒙,來自南非總統曼德拉。

曼德拉的黑人抵抗運動,公民抗命沒有出路後,演變成勇武抗爭,最後曼德拉身陷囹圄,廿多年牢獄生涯的最後幾年,曼德拉竟然主動尋求對話。

「他發覺我們不能消滅政府,政府也未能消滅我們,整個社會非常虛耗,是否可以嘗試另一個方式?轉移嘗試第三個手段,對話……」陳健民指,對話需要勇氣,也需要策略,曼德拉一個人寫信向政府提出對話,當時他很小心,因為他的同路人不贊成,所以他趁著單獨監禁的時候寫信。曼德拉當時想法是,要嘗試可否打開這條路,如果最終這條路走不通,失敗的話,戰友可以怪責我,說我陷獄太久,瘋掉了。「他為自己的同伴設想,想了對策讓他們攻擊自己,鋪墊後路。」

但是,他認識到,溝通對話之路,在香港已走到盡頭。「我連中聯辦都走進去,我覺得只要有機會對話都要對話,到2012年我們對話已盡。」

「我認知中他們不會給我們真普選,才覺得要想一個方法,但我想不到,但甚麼都不做,機會是零。」

正所謂「交友不慎,投入社運」,這時候,陳健民遇上他稱為「儍佬」的戴耀廷,合作搞「佔領中環」

陳健民憶述,他當時跟戴耀廷說,成功爭取的機會,只有零至百分之五,但他會全力去做。

「公民抗命」也是他研究的範疇,他從甘地身上,讀懂非暴力的力量;從馬丁路德金帶領的黑人民權運動,明白公民抗命的爭議。

1955 年的美國,黑人 Rosa Parks 不肯在巴士讓坐予白人,引發黑人民權運動,大家聽得多。陳健民引述一位黑人教友給馬丁路德金的信,批評公民抗命運動,大概就是「阻人搵食」的不滿。

「只是爭取一些很基本的權利,也可以被時代誤解。」陳健民說。


當時,黑人集體杯葛公共巴士,寧願長途跋踄步行上班,逼使政府改變歧視政策;在蒙哥馬利市,杯葛行動堅持了三百多天。由於司機都是低下階層、黑人,沒有乘客,等同無工開,「阻人搵食」當然罪大惡極。

馬丁路德金收到一位黑人教友的賀卡,教友說:快要聖誕了,我們不要搞事了,為甚麼我們不能和和諧諧地過聖誕呢?我們黑人以前是奴隸,現在活得很好、很自由,只是不能投票而已,為甚麼你要令社會那麼分裂呢?這教友還說:如果上帝真的要黑人白人平等,上帝就創造所有人是白色,或所有人都黑色,上帝造黑人白人,就是要他們不一樣,就是要他們不平等。

黑人民權運動的故事,「早令我知道,周融的出現不是偶然,亦很有心理準備他會說些甚麼。」

佔領中環未見成果,很多人質疑,甘地、馬丁路德金公民抗命成功,乃因為背後始終有一個民主政權,尚顧廉恥,有點良心,香港中國又怎會可能?

陳健民說,學者研究了近四十多年的民主化進程,接近七成的民主化,都是通過和平手段達成;就算所謂革命,也不是連場廝殺,很多時候因為民眾和平示威,令軍隊警察心軟,內部分裂,促成變化。過往的經驗,民主化極少用暴力方式,抗爭能持續,也只能用和平方法。「能夠用和平的方法,我們都會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收拾書架斷捨離——未來的啟蒙

來到最後,展望將來。陳健民從執拾書架談起。

老教授離開校園,最轟烈的一幕,要算是清空書房,告別藏書,惜別往日。

陳健民形容,執拾書本,是一個很特別的斷捨離過程,一邊執拾,一邊會問,從此以後,還有什麼問題會真的繼續關心?什麼問題不會再研究?這是一個排列價值的過程。

等待啟蒙的,有幾個問題,都是關於中國的,他將要繼續尋索。

第一個要思考的問題,為何中國數千年來,仍然是一個專制的社會,為何持續?為何改革開放後,可以倒行逆施,走回頭路,社會基礎是什麼?我們有無辦法打破這怪圈?

第二個問題,中國能否產生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群體,我們的知識分子今時今日是甚麼面貌?

陳健民說:「中國傳統是學而優則士,讀書人覺得自己最高境界是行走尚書房,在翰林院教皇帝讀讀書,要做國師,我們太多這些國師學者。」

第三個問題,要討論思考「專制的人格」的問題,是否真的「有什麼人民就有什麼政府」?


陳健民談到漢娜鄂蘭所著《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by Hannah Arendt),書中描述一位屠殺很多猶太人的納粹德國高官接受審訊,大家引頸以待,以為見到一個大魔頭,怎料他是一個木訥、害羞,似技術官僚模樣的人。這個戰犯強調自己所做皆合法,都是跟上級指令。整個德國納粹巨大的悲劇,很多人可以用這種理由,逃避自己良心的抉擇。

為何德國會落得如斯田地?那是出康德、出巴赫的地方啊。陳健民必定向學生推薦的另一本書,是   Erich Fromm 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正是嘗試回答這問題。Erich Fromm 分析,最基本的問題是人們失去了安全感,當人缺乏安全感,他們連自由也不要,寧願跟隨一個很偉大的人。再層層上溯,失去安全感源自兩個因素,一是資本主義興起,人從農業社會走到工業社會,越來越「原子化」,沒有了群體,越感無助。二是從天主教到基督教的過程中,每個人都要單獨面對上帝,要因信稱義,要自己同上帝交談,可以很緊張也沒有安全感。

陳健民說,如何處理安全感問題,都要我們要思考的事。

老實說,到甚麼日子,我們才會見到中國出現民主?我真的不知道。遙遙長路,有時真的覺得前路茫茫,燈有時會暗。」


送給中大學生——梵谷與老師的對話

燈黯淡,可以抬頭望天,看看starry night

最後,陳健民講梵谷的故事。

梵谷最初賣畫,他發現畫廊中,最美的畫作常常不受賞識,最庸俗的卻很快賣出。

後來他繼承父業,讀神學做牧師,他走到礦坑向窮人傳福音,但被認為不合禮儀,不合規範,遭教會讉責。梵谷極之失望,寫了這段文字:

「這一切上帝長上帝短的討論,全是幼稚的逃避現實,全是一個驚恐而寂寞的凡人,在冰冷、黑暗而永恆的夜裡竊語的謊言。上帝並不存在,簡單一句話,上帝並不存在。有的只是混亂、悲慘、痛苦、殘酷、磨人,盲目無盡無止的混亂。」

梵谷回到田園畫畫。梵谷的畫,一生只賣過一幅。

「劃時代,但完全受時代誤解。」

陳健民愛畫畫,形容梵谷作品,投射內心感覺,創先河,「你不開心,樹會動;你憂鬱時,天是紫色的;你激情時,草可以是橙色的。」


梵谷的故事也許令人傷感,陳健民眼中所見,是積極而鼓舞的一面。

他形容,梵谷的畫作,歌頌勞動者、歌頌大地、歌頌上帝的創造,是另一個救贖的過程。「他很孤獨地走過一條我們後人覺得很值得欣賞的路。」

「他在年輕時有一段對話,我要送給在座每一位大學同學。」

梵谷唸神學,有一次很累,同老師在郊外散步,見到荷蘭畫家林布蘭(Rembrandt) 的墳

老師:這個人死得又貧困又羞辱。

梵谷:可是他死時不憂傷。

老師:不錯,其實他已經充分地表現了自己,而且亦知道自己作品的真正價值,當時其實只有一個人知道。

梵谷:那麼說是不是只要他自己明白就能滿意呢?如果他弄錯了呢?

老師:別人覺得如何其實毫無關係,Rembrandt 可是要畫下去,他畫得好壞都無所謂,只有藝術才能使他做一個完整的人,他已經達到他所了解的自己生命的目的,就不虛此生。

梵高:可是老師,一個年輕人又怎會知道自己的選擇是正確?

老師:沒有東西是永遠把握得住的,只要有勇氣和力量,去做自認為正確的事情也就夠了,也許結果是錯,可是你至少總算做過了。我們必須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至於最終的價值,那只有等上帝去評斷。每個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能順性去做,那麼無論做什麼,結果總會是圓滿的。

「這是我送給同學最後的話,我希望你們能順性,為世界創造真善美,希望你們不虛此生,多謝你們。」

一課既終,眾起立鼓掌;夜暗星亮,燃燈者滿途。

觀眾起立致敬,掌聲不絕
友人送上橫幅「行無愧作,天道昭昭」

佔中大審判,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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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ments:

  1. 謝謝這篇完整的輯錄。

    為力臻完美,白字一粒:"「他'仍'為關鍵是你是否能站在猶太人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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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健民謂「我同好情我的師兄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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