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rch 22, 2011

記者:瘋狂的職業

(本文的短版318刊於經濟日報)

在香港遠足,我有一個習慣,留意寫著「前面山路極為險峻,請勿前行」的路牌,通常這就是我們要走的路。

險峻曲徑,多有獨特風景;危險的地方,就是新聞所在。

毫無疑問,記者多是瘋狂的,哪裡有地震、海嘯、核輻射泄漏,第一時間跑去。他們不是軍人不是醫生,只是拿著一枝筆、一部相機攝影機的記者。我相信,記者多有一種本能,不畏強權,也不畏生死。至少,係唔知死字點寫。

說他們瘋狂,是因為專業軍人與救援隊伍跑到災場,有強大後盾、有充足支援、糧食不缺、通信不斷。而這些奔赴日本災場的記者,可以打賭──他們當然沒有防輻射裝備,可能沒有地圖,甚至帶不夠禦寒衣物,多數不懂日文,電話也許不夠電,也沒多少人認識遇上強烈地震時應怎麼辦。

香港記者應否到日本採訪?會否讓人家添煩添亂?日本NHK早有準備,出現了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海嘯直播」,香港記者遠赴災場,以身犯險,採訪了什麼獨特資訊?這種冒險值得嗎?

九五年,我在神戶採訪地震,回來後,一直在問這些問題。九九年夏,我到巴爾幹半島採訪科索沃戰爭。許多年以後,有幾幕影像,我一直未忘,因為有種徘徊生死與「攞黎賤」之間的矛盾。


當時,我除了是記者,也是「領隊」,有責任確保同事們的安全。我們後來當然是做好了採訪,全身而退,飛機降落香港一剎那,才終於鬆一口氣,有點死裡逃生的感覺,然後問自己:「我做緊乜?」

能夠完成任務,全隊人馬安全回家後,當然會說值得。對一個記者而言,這些採訪天災人禍的經歷,都是寶貴的閱歷,也增闊了自己的視野與人文關懷,對記者的個人成長而言,肯定有益。

採訪天災人禍,記者義不容辭,如汶川地震,記者深入險地,亦追蹤豆腐渣工程,我相信無人反對,這就是記者天職,一如醫生扶危救急,救援隊忘我搶險。香港自稱國際都會,外國有大規模衝突或戰爭,傳媒衡量風險,派員採訪,也能避免資訊來源受西方傳統媒體或中央電視台所壟斷,這從來是對抗文化霸權的重要一步,就算今次日本地震,NHK的片段豐富,我相信外來記者,也必可挖掘到一些因文化不同而有異的新聞角度。有香港記者在場,香港讀者有親切感,會更加留意,有益於整個社會的國際視野。

不過,理論與實際是另一回事,香港記者往外採訪天災人禍,往往有幾大障礙:

1. 競爭心態:很多傳媒的心態,是鬥快,人有我有,到場是為了「做扒」,以示「我們到了」「我們存在」;做直播,以顯示其即時性。沒有多少時間真正做調查報道,採訪與眾不同的特別材料。記者回到香港,即時製作宣傳片,以宣揚其國際視野,好威,好勁。現實裡,有「新聞」,但無內容。

2. 臨場準備不足:記者往往匆忙出發,但準備不足,有時連錢與禦寒衣物也未帶夠,就要上機,不通當地語言,也令事倍功半,大災當前,香港的傳媒機構也難作支援。

3. 長期培訓不足:香港記者,從無聽聞有人接受過戰地採訪或野外求生的訓練,就需臨場上陣,避彈衣及頭盔等基本裝備,一般欠奉。本來,一些義無反顧,甘願衝鋒陷陣的記者會以為,這是理所當然,是記者的本能嘛;但是,當你在戰場與災區中,遇到真正的戰地或災難記者,看到他們的裝備與支援,肯定會自慚形穢,然後發覺自己是傻瓜。

4. 添煩添亂:記者出現,難免會佔用救災物資,水、電、食物,記者不可能全從香港帶過去。結果會佔用救援資源。

瘋狂的,還不只這些。傳媒機構派記者到險地採訪,會買重保險嗎?

類似到戰地災區採訪,一般勞工保險是否承保,很是疑問。香港傳媒機構會為記者購買特種保險嗎?更是疑問。記者奔赴險地採訪,大多出於與僱主的「互信」,出事的話,就算沒買保險,「公司會賠」。以往這種「互信」,從沒接受過考驗,因為幸好未出過大事。

不過,若真的出事,賠錢也無補於事。

如果記者協會認真調查一下,究竟傳媒有沒有為奔赴災區與戰地的記者特別買保險,或是一般的員工保險是否包括災場採訪?可能有些有趣發現。

今次香港記者很幸運,核輻射擴散前,大部分人已撤退回港。很多行家,心裡都有疑問:匆忙之間,做了什麼有意義的新聞?如何犯險而不冒進,於險境中發掘有意思的材料?香港的大本營,應如何提供支援?每次安全脫險,記者都有困惑。但行業內,卻甚少認真討論。以上所列的各種障礙,因實際採訪環境有異,每次都有不同。但二十年來,從沒改善,災難越來越多,由零四南亞海嘯、到零八汶川地震,但今天日本海嘯核危機,香港傳媒從沒認真面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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